他認為，自從優克斯總裁哈達爾科夫斯基被捕後，共和黨主政的白宮已經不能再忽視俄羅斯的內政局勢。過去民主黨政府會著重俄羅斯政情，特別是民主進程，而共和黨政府則只要俄外交路線與美接近即可。

他也指出，美俄政治機制與文化剛好相反，因此若僅靠奠基在兩國總統的互信，而非兩國菁英、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則將無法落實美俄發展長期關係的歷史願景。總之，必須找出雙方差異的根本所在，加以改變，才能進行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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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關係中，來到了一個有趣的時期：俄國家杜馬及總統選舉日期逐漸逼近。雖然華盛頓不會對選舉結果懷疑，但美政府官員仍很想看到普欽競選綱領中，將如何表述未來四年的俄羅斯外交計畫，特別是俄羅斯在對抗國際恐怖主義、伊拉克戰爭、伊朗局勢、中亞、高加索及近東等區局勢等美國所在乎的問題。

此外，美國人也好奇地看著，在普欽的座標系統中，將如何表述與美國的夥伴及整合到西方之命題。在瓦洛辛辭去秘書長後，美國很多人產生懷疑，追尋與美國的夥伴模式之路線將是否仍為克宮政策中，像目前一樣具有如此高度優先的性質。

從另一方面而言，美國總統及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的改選日只剩一年。在美國現代史上，從未有像小布希如此親俄的總統。民主黨政府比較不會在車臣或媒體自由等議題上與俄羅斯妥協。不過，美國官員的注意力被白宮從俄內政問題轉移到俄是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略夥伴此外交面向。

不過，夥伴的完整模式最後仍未能尋獲。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並未獲得俄羅斯的支持；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領域，美俄也因伊朗而有不和；優克斯案件則使美與俄進行能源聯盟的支持者，受到挫折。

從另一方面而言，優克斯石油公司總裁哈達爾科夫斯基被捕後，當美國公司投資及投資人開始失去具體的錢，美白宮已經無法再忽視俄羅斯的內政局勢，即使在做出回應時，力求緩和。

但美國外交主要仍朝向於建構一個對美國企業有最好可能性的世界。現在小布希本人則可能成為批評的箭靶。對白宮最糟的是，剛呼籲把錢投資到那個地區，結果損失卻是肇因於行政單位過度高估該區的政治穩定、決策透明度及發展的可預期性。

假使美國下任總統屬於民主黨，則可預期美國對俄內政的興趣會增加。而華盛頓也會重返以俄內政為主的政策，而非俄羅斯如何回應世界局勢的外交作為。

美國今日也得問普欽的政治能力，特別是他如何把自己的政治與計畫付諸實現的能力。這些計畫受到美國的支持與同情。普欽四年總統的成果會讓美國人質疑。美國人會問，普欽到底是何方神聖？他背後站著到底是誰？結果正如過去，不只美國政治人物，而且投資人也找不到答案。

現很難說，有那些機會可使得美俄重新思索自己的立場，以發展兩國關係。俄羅斯最近的三位總統：戈巴契夫、葉爾欽及普欽都在西方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特別是在華盛頓。這十五年以來，俄與西方，特別是俄與美國，都做出具有歷史性的事情，使雙方從敵對態度，轉變到可能的戰略合作。不過，不久前俄國防部長謝爾蓋•伊凡諾夫(俄第二號政治人物)直接指出，並不清楚俄美今日對待他方的關係究竟是處於何種狀態。他說，兩國不是敵人，但也很清楚，不是盟友。而華盛頓也具有這種與俄羅斯無法達成協議的感覺。兩國總統似乎完全信任對方，但兩國菁英及社會，則非如此。伊部長承認，他自己也不全然信任美國夥伴向他所說的一切。

若俄政治結構、傳統及政治文化給予普欽能忽視菁英意見，或以行政資源化解菁英反彈，則布希欠缺這樣的可能性。美國總統若未能說服大企業、專家社群及自己的官員把俄羅斯當成夥伴，則他對普欽的良好態度則仍只是他私人的事。換言之，假使可以說普欽是在制訂政治，則布希僅僅是影響政策，即使這樣的影響力相當大。在此情況下，美俄的政治機制及文化差異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且是互諒及信任的障礙。

從武器控管到交換學生，美俄文化衝突一次又一次都是如此呈現出上述情況。俄羅斯人想盡快在更高層次上達成協議，獲得必要的准許及贊許，簽署相關協議，在此之後才安穩地開始合作。換言之，俄羅斯人的邏輯是，沒有明確的保證及事先談妥的條件，就無法相信夥伴，無法工作。就是先得要有形式上的規定。

美國人的態度則剛好相反：先從低層次的事務開始工作，從實踐中界定何者是有效的，而何者沒有效率。然後才會轉進到更高層次的合作，累積經驗，確信這一切是可以運作之後，才會開始思考與他方簽訂形式上協議及長程計畫。美國人的邏輯是，假使不弄清楚將如何工作，何者是沒有效率的，那怎麼可能與對方簽署協議？

換言之，除非能確信，從做一些小事情的經驗中可知，的確可以運作時，美國的政治及企業才會追求形式上的合作協議。對美國人而言，越來越多的共同計畫，即使不具有形式上由官方參與制訂，而能成功地在各種領域上運作，則就會有越多的機會，能真正進展到具實質內容的夥伴關係。此後也才可以在最高層級上以條約予以強化現實。

但假使該類型的合作無法通過考驗，則未必美國領袖或官員會願意簽署協議。換言之，美國人的態度為，從實踐到協議，而俄羅斯則是從協議到實踐。任何擁有美俄談判經驗的外交官都知道，這是兩國之間的最基本差異。

未來的美俄關係不依賴於美俄總統的私人關係，而在於兩國人民、菁英及社會是否能成功地合作。成功的高峰會對美國人而言，並不會給予特別的意義。公民社會層次的完整關係、在中小企業領域及人民往來之間的關係，才是重要的。美國總統可以幫忙發動，宣傳美俄合作，但不能強迫任何人參與。正是在此意義下，小布希不是制訂政治，而是藉由他所擁有的政治資源及個人威望，影響政治。

至今，哈總裁被捕一事仍未對普欽與小布希的關係造成重大損害。但美國企業界及一般人對於俄羅斯最有錢的企業家被捕一事，則印象非常深刻。

美國人的錢其實很膽小。只要一有危險的癥候，跑得比誰都還快，特別是當危險是來自國家機關。這幾年來，美國出現約五十件大型企業醜聞，但沒有一件是由國家所發動。每個事件中，都是由非官方組織、媒體或企業本身開始拉警報。因此，俄羅斯企業界對於優克斯案件的消極回應及俄媒體上面寫「誰將是下一個」，讓美國企業界同僚感到相當的挫折。對美國人而言，這才是俄羅斯經商環境的更重要指標，而不是兩國總統的高峰會公報或保證。

>>但假使該類型的合作無法通過考驗，則未必美國領袖或官員會願意簽署協議。換言之，美國人的態度為，從實踐到協議，而俄羅斯則是從協議到實踐。任何擁有美俄談判經驗的外交官都知道，這是兩國之間的最基本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