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戰也幾乎沒有脾氣，很少對他的政敵口出惡語，尤其在他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之前更是如此。不是連戰寬厚，而是連戰養了一堆人，會主動攻擊連戰的敵人，讓連戰樂的當好人。在2000年以前，從政多年的連戰卻很少對民進黨口出惡語，但這兩黨卻火拼的很激烈。在連戰敗選，逼退李登輝之後，除非必要，他也不會攻擊李前總統，而是讓他的部下主動以羞辱李登輝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像國民黨立法委員經常在立法院內公然羞辱李總統，削減卸任總統的權益，讓兩蔣這種死總統的好處多過活著的李總統，像透過國民黨還有影響力的檢調系統，將每一次的弊案都指向李總統，讓和他關係良好、控制下的媒體以不實的新聞攻訐李總統，讓李總統為著名譽，疲於應付。連戰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出手，其他的時候都是等著別人當壞蛋，他要當好人！

所有泛藍軍修理泛綠軍的手法，讓人感到的是沒有理性，而且不可理喻。如果中國有機會離開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出現像台灣的民主選舉，我想掌權的人處理的方式應該是以更強硬獨裁的方式來面對無理的抗爭。許多中南美國家都是在經歷民主社會，在野黨無理挑戰政府、癱瘓政府後，讓軍方有發動政變，重新獨裁統治的理由與機會。

連宋都已經喊出要和中國一國兩制，要統一，這是否意味中國若要民主運動，除非中央先允許民主，否則地方不可以自行民主，如果社會、政治的變動都必須以首都馬首是瞻，這是違反民主精神的。

省府財政赤字問題嚴重是宋楚瑜省政的一大缺點。對於這種現象，宋楚瑜的辯解是他的建設多，所以他所支用的財政經費就高。然而他的政敵卻這樣在批評：送財童子。宋楚瑜主持省政其間，台灣許多道路建設的確非常旺盛，許多窮鄉僻壤也多有道路相通。所以說宋楚瑜沒有建設是說不過去的。但是建設成效很重要。「我們花了那麼多錢，去建設這些道路，值不值得是很重要的。」這是財政學方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問題，很顯然的，宋楚瑜的花用並不被認為值得，因為道路很多，但是使用效率不高，如果深查投入金額與施工內容，更會讓人覺得施工估價過高，而工程品質堪慮。曾經聽許多地方政壇人士說，一般民意代表推薦工程呈報經費時，都會被打折處理，所以他們在呈報經費時，都會主動加水，再讓政府單位去刪。但是向宋省長請經費，不但不打折，而且還主動加錢。所以這樣的工程經費就高，連帶省府開支就多。

其次，當一個地方的人口不增加，道路需要增加很多嗎？增加的這些公共設施也有使用年限，如果在使用期間沒有充分運用，那些經費就浪費掉了。但因為使用人口不多，那些公共設施要充分應用也不容易。這就形成道路的公共設施供給過多，但需求不強，所呈現的資源浪費。

公共設施很多種，在宋楚瑜任省長期間，我們看到的公共設施增加多以有形的公共設施支出為多，但無形的、文化的卻很少。這樣的過份著重有形、可以表政績的設施，也許就擄獲人心很有幫忙，但卻不是人民之福。因為他會使公共資源的供給不均衡，對人民的福利增加有限。而增加公共資源的經費卻是要社會大眾以租稅、公有財產、所得去支用，形成投資多，成效低的結果。

很多人看到道路那麼多，鄰里長又說那是省府宋楚瑜省長補助，就非常稱讚宋楚瑜。但這些人卻沒有注意一件事情。經費來源不是出自宋省長自己的口袋，而是公共財產，也就是以我們交的租稅、我們共有的財產去滿足我們現在的慾望，如果這些錢用的不好，我們是直接受害者。而且一旦這些資源被亂用，我們要將這些資源補回，必須花費相當的代價才能達成。若我們講的嚴苛一點，我們是將明天的經費，挪到今天來用。而理財的人並沒有告訴我們這種現象，使我們產生資源很豐富的假象，但是到了明天呢？我們要用什麼所得過活呢？

很多人都說宋楚瑜很好，但我們看不出他花用那麼多錢，對我們的經濟有何重大貢獻，不過卻造成我們政府今日的財政困難。如果以往的財政支出很有效率，那麼他自然會協助經濟發展，我們今日的經濟狀況也不會那麼糟。我們今日的困境，某種程度是以往省府支出過多所致。

第二部分是建設經費由省直撥到鄰里、鄉鎮，展現強烈的掌控能力。分析省府經營成效有兩部分，一是省負責道路、權責部分的經營，例如省道開闢與修整，省有資產的經營等等。宋楚瑜當省長期間，花用很多錢，但有關這一方面的改變並不大。第二部分是補助下屬縣市的經費。宋楚瑜在這一方面表現的很傑出，而問題也最嚴重。省政府對於各縣市縣政推動僅位居輔助地位，省府補助經費不應該奪取地方政府的主導權。同理，縣政府對槓鄉鎮也是這樣。但是宋楚瑜卻將省政權限跳過各縣市政府，直達鄉鎮，跳過各鄉鎮，甚至到各里、各村。這樣就會衍生很多行政與財政的問題。憑什麼省政府比各級縣政府更瞭解各縣的需要？省政府如果喧賓奪主，則不僅會將縣政建設弄得一團亂，也會讓人覺得，如果省政府那麼厲害，那乾脆廢掉各縣市政府算了。省政府不僅如此，還跨級直接補助各鄉鎮，那就是省府干預各縣政府建設事情的重演。而且鄉鎮級政府的數目更多，省府更沒有能力精心補助，對資源誤用的狀況更為嚴重。如果又直達里、村，那問題更嚴重了。所以宋楚瑜任省主席、省長期間的許多做為，不僅財政經費亂用，埋下以後的財政危機，也嚴重破壞各級政府的權限結構。

省府財政資源亂用甚至還有比上述更為嚴重。省府補助經費，不僅省議員能夠申請，連縣議員的要求都會支持，這更荒謬。省政府憑什麼瞭解這些縣議員對縣政的瞭解程度？這不僅僅涉及省政府的能力問題，更涉及到省政府的權限問題。省政府即令知道某縣議員對縣政很有研究，也不能直接插手此縣議員的縣政建議，這是重要的體制問題。縣議員對縣政的建議都不一定正確了，省府憑什麼認定他們有能力提出有效的縣政建議？如果他的縣政建議是有效的，那自然會反映到縣政經費上，省政府只要直接對縣政補助即可，不需穿透各縣，直達縣議員。「照顧」縣議員的「建設」需求，其實就是對縣政整體建設規劃能力的嘲弄，也是對縣內整體公共資源規劃的破壞。許多人只看到宋楚瑜的送財，卻沒看到宋楚瑜模式對台灣公共資源規劃、政府體制的踐踏！

宋楚瑜利用省籍因素享受了所有好處，一旦發現他會阻礙他的前進，就一腳踢開。

其實省籍不是阻力，阻力來自你的認同與你的操守。你自己應該深刻明白，台灣人是多麼的不念省籍差異，不然你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選票。如果不是興票案，那現在在總統府的，不是陳水扁總統，而是宋楚瑜總統。是操守讓你在2000年望總統府興嘆。

許多人對你的忠誠質疑，是建立在你的統派立場與資金、兒子都在國外就業。你能夠解釋你的國家認同嗎？以你的民族、你的過去，對國家要認同、要愛國是你們經常講的話，但為何你們講別人是一個標準，自己做事又是另一個標準呢？

對於在台灣的外省人，省籍不是原罪，而是護身符。要講原罪，台灣人的省籍才是原罪，因為台灣人，所以忍受國民黨在教育上、文化上，從內心到外表的人格羞辱，從祖宗到自身血統的賤視，而這樣的「罪惡的內視」，你是一大推手！「要打、要拼，那不是暴力份子嗎？」這是宋楚瑜新聞局長在美麗島事件講的話。禁止在公開場合講方言（台語和客家話）是宋楚瑜新聞局長在任內要通過的法案。

我真奇怪，這種反省力那麼差，享盡一切好處，又說盡千百謊言，顛倒黑白卻臉不紅，氣不喘，還能當這麼高的官，這是民主社會，正常國家的奇蹟。

如果台灣人經由充分、完整的民主教育，台灣人對自己前途的選擇，會是統一或獨立？比較精確而大家較能接受的答案不是統一或獨立。而是：如果中國民主發展和台灣差不多，經濟發展和台灣差不多，則我們不拒絕和中國統一。這樣的答案才是民主教育下的反應，也考慮了台灣的特殊條件，要一群人完全無視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差異，和令一群人結合在一起，只有造成笑話。有這樣主張的人只是將自己個人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或者這樣做會增進自己私人的利益。前者不算民主，後者不僅沒有民主，而且沒有道德。忠貞而且海外沒置產、子女不在外國發展的人屬於第一類，海外有置產、子女也在外國發展的人屬第二類。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如果硬要表態，也屬於第二類。

如果我們將中國的飛彈對準台灣，中國要加速吞併台灣的條件放進去，我想絕大多數住在台灣的人，在接受充分而完整的民主教育後，會主張獨立。為何我要為了和另一群人結合在一起，改變我現在的生活方式，現在的生活福利呢？上述的第一類人會痛苦到甚至精神分裂。第二類人會離開台灣，如果不能離開台灣，他會改變態度支持獨立。至於海外民運人士也許會和離開台灣的第二類人一樣，繼續在海外，主張台灣民主必須協助中國民主，台灣不可獨立。反正他們講這種話，也不需要成本。

從黨員風格來說，在李登輝掌政時期，國民黨內部至少有半數以上是台灣本省人，替這一群包含本省人在內的黨員謀取利益，當然是黨主席要做的事，其中就是將政黨改造的更具競爭力，更能符合政黨黨員利益。從這一個角度來說，李登輝沒有錯。關中認為李登輝的台獨路線導致中國國民黨的沒落，所以他說叛黨，那很好。我們舉行一個反攻大陸公投，你說到底是李登輝路線會勝利，還是兩蔣路線會勝利呢？退而求其次，和「中國統一」公投，誰會勝利呢？國民黨以前連國會全面改選都不敢，更不用說總統直選，連總統直選都不敢，更不用說人民公投。國民黨今天要不是經過改造，哪有今天的氣象。國民黨權貴的接班體系被隱藏在國民黨民主化的假象下，才有能力和其他政黨一搏，不然這一個政黨早就消失了。也因為被隱藏在民主的假象下，國民黨的舊時權貴一一被逼退，才有關中出頭的可能，不然李慶華、郝龍彬的接班位置絕對在關中之前。

從黨綱來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到底國民黨實踐了多少？你看孫中山、兩蔣的後代，所取得的國籍，就知道民族主義在他們身上的意義。你看國民黨各高層讓自己的子女取得外國國籍、到外國工作，看連戰等權貴世家到國外置產，就知道他們所實踐的民族主義是什麼的民族主義。孫中山高唱民主，孫中山、兩蔣有施行民主嗎？真正推動民主的是李登輝，孫中山、兩蔣都沒有，連戰掌權，只是將整個政黨導向滿足其個人當總統的私欲而已。他和宋楚瑜間的權謀苟和，讓很多國民黨的人看不過去，像高雄市長選舉、連宋配等等，都看出連戰出賣國民黨，以滿足個人權力的心思，令我們這種局外人不僅不齒，簡直訝然，哪有私心這麼重又這麼無恥的黨主席，籌畫如此將公然將百萬政黨、數百億黨產的政黨賣給數萬名黨員、不到幾億（千萬？）黨產的親民黨呢？而這種大無恥的黨主席所擬出來的曠古未有的賣黨計畫，聽說也是關中的計畫！
至於民生主義，國民黨在台灣只施行黨國資本主義，和三民主義一點關連都沒有。

國民黨在台灣建構的制度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制度。一方面他強調依三民主義建立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但如果我們按照三民主義的論點一一檢視國民黨早期的制度，除了把持國家利益、控制人民經濟生活的民生主義有在推動外，其他都是違背的。沒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沒有定期制改選的民意代表，所選出來的總統，也沒有定期改選的民意代表所呈現的民意監督行政部門。因而由民意代表行使同意權的監察、考試與司法都沒有意義。這就是國民黨在台灣，依民權主義所建立的政府。在民族主義方面，文學中有過份詠歎舊中國山河，壓制，有提倡本土文學的，整肅。所以如果有機會看60年代以前的小說、文學，他們對寫景、寫時的文章都很避諱講出具體的地方名，所謂的T市、N市充斥其間，T大、C大也是如此。過份強調中國故鄉的人，會被懷疑是匪諜，過份強調本土意識的，則是「台毒」，都是他們要打擊的對象。如果國民黨是一個中國的殖民政權，他不應該壓制殖民母國現況的詠歎，如果他是一個認定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政權，他應該要承認，台灣的一切文學、文化發展也是中國文學、文化發展，應該大力提倡。國民黨不這麼做，他只是希望提倡他們心中的「國民黨」民族主義、「國民黨文化」。當台灣逐漸發展，國民黨權貴的第二代紛紛長大、留學、掌權後，我們才又發現國民黨的另一種特色，他們也不要留在他們的「殖民地」發展，「殖民地」只是他們職業、賺錢、甚至撈錢的地方。這些權貴、權貴第二代或是自己的妻子入籍國外，或是自己的子女入籍國外，然後以「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在國民黨政權內當高官，父親或自己退休後，再回美國故鄉去告老。此時他宣揚的可是他母國—美國的文化，但是他的統治機器卻絕對是中國的、暴力的，不民主的。這時他們叫現代化，他們所謂的現代化，是用中國式的舊思維，運用現代西方文化的新科技、新技巧，以更精緻的手法操控、統治人民。但是他們的心也不在他們的統治地方，在遙遠的遠方。

飄萍，沒有根。他們的殖民母國在哪裡呢？沒有。他們的心也許和他們的上一代，依舊在「夢駝鈴」，在「十里洋場」、「秦時明月漢時關」，他們也會回到故鄉去親吻故鄉的泥土，但是他們不會到故鄉定居。他們到中國，是因為中國有商機，中國的大城市有西式文化生活的機能，叫他們去住傳統中、他們夢寐中的祖國生活，門都沒有！他們愛美國嗎？他又不斷的讚詠故鄉、祖國，至於台灣，那是他懷念但不留念的地方。他們的根在哪裡？不知道。

整個台灣已經充斥這樣的飄萍心態。他們這樣的心態其實也影響整個台灣，這一個他們管吃管住的土地人民。這種由政治不安定散發的飄萍心態，多年來，已經從統治階層散往台灣各地，從政治向社會各階層有能力移民、接觸西方文化的人。看到一些以往活躍在台灣文壇的外省文學菁英，到老紛紛移居美國，心中總有些感傷，這一群人一生努力的，竟然是浮根的文學生涯。「到回頭，一場空」。追隨他們的人，他的人生竟是一段「空笑夢」。

國民黨壓制本土文化的發展與宣傳，使得本土居民除了對土地有一種較強烈的感覺外，他的文化認同其實遠比1949年來台的人更迷惘，因為他是從無文化的身份去接受外來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對他的疏離比1949年來的人更強烈。這會使本來的「根」毀損，而在飄萍文化散佈下，本土人對中國、美國的文化，實際上是一樣的，至於台灣本土文化，則在國民黨有意識賤視下，在價值體系下被卑視。

學費高和學費調幅高是兩個不同問題。學費調整是就某一年的學費按比例、幅度調整。所謂學費調幅高是指比例、幅度調高。但他不必然是高學費，高學費是一連串調整學費幅度的結果。因此討論學費調幅高，找現在執政黨是對的，學費高的問題則是歷史因素使然，必須從長遠的資料分析。例如500元學費調成700元，調幅是40％，這是調幅高，但這樣的學費低。70000元調成70700，這樣的調幅只有1％，但這樣的學費叫做高學費。這種概念用會計學的概念，學費高是資產負債表的項目，從公司成立後所累積的結果，歷任負責人、學費政策都要討論。學費調幅高是損益表的項目，只討論今年造成的因素。今年許多反高學費政策的人跑去教育部抗議，也許是正確的。但是跑去民進黨黨部，就有點搞不清楚方向。

學費高也不是必然錯誤。這可以從大學性質和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大學不是義務教育，國家沒有義務提供低廉的教育機會。而且教育是種投資行為，一般來說，接受較高教育的人較有機會賺取較多的薪水，想要接受較高教育的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理由叫別人代付這一份成本。再者，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大學教育涉及生產力的問題，假定政府提供便宜的大學教育機會，但大學的師資、設備卻極端落後，訓練出來的學生品質不佳，在社會上的生產力低落，請問這樣的大學教育有價值嗎？還是讓學費提高，學生受教的品質上升，就業時生產力強，可以獲取較高的薪水，再由這一份高薪水來償還以前受教的經費比較好呢？舉例來說，哈佛大學的學費高，為何大家擠破頭，有很多野雞大學學費低廉，但就得不到很多人的青睞。由此可知，學費高不是問題，有問題的是學費和生產力的問題。簡單的說，就是教育投入的成本與後來的收益問題。只強調成本方面的學費問題，根本抓不到核心問題。

中華民國早就改很多次名字了。蔣經國時代，台灣不是有很多的代號名稱：台北、中華台北、中國台北、中華民國（台灣）等等名字嗎？那一些名字所稱的單位和指稱的國家，不就是現在2300萬人所住的台灣，因此，改名字不是問題，台灣早就改很多次名字，而且改名字的權力還不一定操之在己呢。

不改名有生機嗎？從圖騰的角度看，台灣和中華民國都是圖騰，因此為捍衛中華民國而奮戰的人如果較偏激，那台灣正名那一群人也是偏激。不過投射在現實上，我們不改名，用中華民國會有生機嗎？國際上各種機構和文件已經顯示我們使用中華民國國號，有剽竊的嫌疑，因此禁止我們用中華民國的名稱。而且我們與國際習慣對抗數十年，也顯示中華民國這一個名稱沒有用，請問我們要不要繼續用這一個名稱嗎？將國號改為台灣，能不能走出去？實際上還是個問號，但他尚未是條死路，以國際的慣例來看，用台灣的接受性遠比用中華民國的接受性高。為了生存，我們要不要改名字呢？

睜眼說瞎話的知識份子令人看不起。我曾在就文化論壇自省一欄說：「今天講統一的人，如果是一般老兵，我尊重他，也諒解他的政治態度。但如果是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就令人厭惡，因為他絕對能瞭解統一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也絕對瞭解統一的真正意義。他們一方面鼓勵統一，一方面又將自己的子女送往外國取得綠卡，這意味他們是以台灣的未來犧牲作賭注，以牟取個人的利益。更有甚者，一副道貌岸然的表現，實則滿嘴鬼扯，標準亂定，僅為一己利益，紊亂社會價值。」（台灣意識聯合論壇，文化論壇，自省，NO:68_136），這幾天，一位叫陳長文的大學教授（？）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版為文指出，「改國號能有多少獨立空間？改得了現實外交的邏輯嗎？人民福祉會變大嗎？我們有自己的總統、軍隊、行政、立法、司法體系，還欠什麼呢？其一連串的疑問，目的是為何那麼麻煩要正名。」我想請問如果有一個也叫陳長文的人，他開設一家律師事務所，結果被告知不改事務所名稱，不會接到好的case，請問他會不會改名呢？我想請這位陳長文先生替你那位同名同姓的陳長文先生做具體的建議。

別人的兒子，死沒了（意即：別人的兒子死再怎麼多，都沒有關係）。如果我是閻羅王、有權參與大審判的天使，我真的想叫那些大喊統一的高級知識份子，讓他們的兒女圈住在台灣，然後叫他們把他們對海峽兩岸的統獨問題，再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不知道那些人敢不敢原話再說一遍，再說那些詛咒讓別人死的言論。

將他們的關係和他們的支持者聯繫在一起，會呈現另一個令人鼻酸的景象。他們的支持者其實和他們一樣，對「中華民國」的信心是很弱的，但是他們的支持者對中國這一個祖國卻具有無比信心，即令這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關係。所以凡是背叛「中國」就是他們要抗爭的對象！然而當他們將中華民國—台灣一起和那些保守派奉送給中國時，他們將不會有安養天年的條件，但他的領導者卻有更豐富的財產到美國去揮霍！

從愛國保釣到左傾擁共

茉莉

自從看到一篇叫做《非典與港台的反應》的文章，出乎意外地，我和此文作者－－昔日的“保釣驍將”俞力工在網上沖突起來。

這篇文章令我感到匪夷所思﹕一個喝台灣水長大的學者，居然嚴厲指責“台灣求入世界衛生組織遭拒所引起的激烈反中情緒”，甚至把中國性病（包括艾滋病）、毒品、黑社會、風化事業等問題，全都歸罪于港台同胞的“奉獻”，並斷言﹕如果北京政府把這些問題泛政治化，大陸人民的情緒會達到“一定要血洗港台”的高潮。

字里行間，此文對中共的劣行，豈一個“護”字了得；對台灣加入世衛的正當要求，豈一個“恨”字了得。如此變態的愛憎情感，到底從何而來？筆者當即在論壇上貼質疑﹕“俞先生似乎忘記了一個根本區別﹕港台同胞對大陸性病、毒品和黑社會的‘奉獻’，並不是由港台當局故意隱瞞造成的。據說俞先生是國民黨官員家庭出身，卻如此幫欺騙人民的共產黨說話，這種轉變如何會發生？”

就這樣，由筆者肇事開始，一場來自大陸的海外華人vs來自台灣的保釣左派的網戰爆發。一些原本在“海納百川”論壇潛水的文章高手紛紛露面，熱烈參與討論。但由于俞力工躲躲閃閃，不太正面回應，也不肯應筆者要求去邀請其保釣一代同仁前來助陣，因此，這場網戰大陸人雖勝不喜，但卻對我們認識保釣時代，認識歷史和今天具有相當的意義。

由愛國保釣走上左傾擁共

像筆者這樣在童年時代曾經目睹大陸紅衛兵運動的人，雖未親見1970年在台灣和海外發生的“保釣”，但完全可以想象出當時風雲激蕩、如火如荼的情景。這個運動如馬英九所言，基本上是“不分統獨、族群的愛國行動”，目的是堅持釣魚島屬于台灣，最初帶有純粹的民族主義色彩。

1971年以後，保釣運動達到戲劇性的高潮－－急速進展到中國統一運動。中共總理周恩來數次接見海外保釣學生，並將保釣運動同五四運動相比。由于中共地下黨暗中支持，保釣左派和右派從此勢不兩立。右派學生如馬英九等，成了今日台灣保釣主流。而在當時佔優勢的是來自台灣的左派留學生，他們後來把“中國統一”作為奮斗的最主要目標。

今天，保釣左派回憶當年心情，形容為“杜鵑泣血，李陵悲風”、“愛恨及強烈的家國之思”，雖有夸張之處，卻多少反應了他們投身運動的初衷。他們滿懷著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以宗教般虔敬的心情，去討論中共宣傳的文革新社會。受美國六十年代青年反越戰、反傳統生活價值的影響，他們不滿給台灣提供了安全保障的美國強權，更要反抗讓自己享受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

青年的單純、幼稚和熱情是可以原諒的，況且，保釣一代中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自共產黨在文革中的血腥罪惡逐漸被揭露出來，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發生，不少有良知的老保釣醒悟過來，原來自己多年的“愛國”追求，竟然是一廂情願的幻夢，他們感到痛苦和後悔。據說美國的一些保釣派現在“改邪歸正”，由原來激進的團體，轉而竭誠為僑胞服務。

然而，仍然有一些老保釣執迷不悟、擇惡固執，在中共統戰的陷阱里越陷越深，從單純可愛走向無恥可怕。在美國僑界，有著名的親共活動家花俊雄，此人當年被中共推薦到聯合國任職員，從此死心塌地做中共的馬前卒，其所作所為眾所皆知。

在歐洲，小有名聲的保釣左派，便是政論專欄作者俞力工了。此人原籍大陸，出身台灣，1964年隨其父俞叔平（原國民黨派駐奧地利公使）移居奧地利，後留學北美，現僑寓中歐。這些年來，俞力工以他的一枝健筆，在中共國務院僑辦主辦《華聲月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大談國際政治，以批評美國和台灣當局為己任，百般維護中共專制政權。俞力工目前擔任奧地利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活躍在歐洲僑界，和中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國民黨子弟不肯物傷其類

盡管長期旅居歐洲，並自詡為“自由主義左派”，俞力工卻少有歐洲左派的人權觀念，而是把中共篡奪的國家主權視為高于一切，把專制政權視為“祖國”，為之奉獻終生。

西方左派一般反專制，他們在本國往往是爭取民主的先鋒。冷戰之後，他們大都和斯大林毛澤東劃清界限。在理念上，西方左派大都講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所謂無產者無國界，志在解放一切被壓迫人民。而俞力工式的保釣左派，卻與中國大陸左派一樣，只講主權不講人權，只反美而不反專制，與具有社會關懷的西方左派判若雲泥，只能定義為中國式的民族主義“偽左派”。

這里有一個觸動筆者內心情結的問題﹕自小因“國民黨崽子”的身份，在大陸被視為賤民，被趕出校園，鄉下勞改，受盡歧視與欺凌，筆者因此信奉“不論政黨，只問人權”的原則。然而，這些年在海外，眼見那麼多由于父輩逃去台灣而生活優裕的國民黨子弟，如新黨的李慶華，一個個爭先恐後去大陸，贊美共產黨的統治成功。

前面提到的保釣左派，也是以外省人的子弟為主。那些人的父輩，不少是如俞力工的父親一樣，在國民黨政權里有一定官職，他們有能力把孩子弄到美國去留學，結果這些子弟卻心向北京。

這就超出了筆者的理解力。既然這些老國民黨子弟要如此親共，他們的父輩為什麼要在當年和共產黨你死我活地浴血奮戰呢？幾十年過去，共產黨本質未改，為什麼他們這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會對共產黨侵犯人權的罪行視而不見？台灣一方水土養育了這些逃來的外省人，為什麼俞力工們卻以仇恨回報台灣？正是美國的干預保護了這些國民黨敗將，為什麼他們的子弟反美國“侵略”會反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最讓筆者傷心的是，俞力工之類躲過了中共肅反、文革大劫的國民黨子弟，對我們留在大陸遭受苦難的同類，毫無物傷其類的惻隱之心。他們自己沒有苦難的經歷，習慣于把受苦的人和天生的賤民等同起來，把共產黨所做的一切看成是歷史的必然。

臭蛋、迷魂藥和失落感

幸好海納百川論壇有不少頭腦清楚的網友，他們幫我做了很好的分析。一些成長于台灣的外省子弟持一種很奇特的政治立場﹕比大陸的中國人還親中共，比中共還恨民進黨和台獨，是有其根源的。綜合網友們的看法，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點解釋老國民黨人子弟親共的原因。

一，這是民族主義偽宗教孵化出來的臭蛋。七十年代保釣左派的親共，固然與當時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大勢已去的國際潮流有關，但從深層看，卻是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情懷在作祟。保釣派把代表殘暴國家機器的中共，看成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因此和大陸網友產生沖突。在台灣保釣一代看來，國家統一理念至上，國土絕不可以分裂；在大陸人看來，人權民主理念至上，我們聽強權說要我們“愛國”的話聽得太多了，而我們作為個人從未被強權所代表的“祖國”所愛。

二，這是中共統戰政策的迷魂藥效應。前面提到周恩來當年對保釣派的鼓勵，事實上，中共一直都重視“統戰”工作，他們借助強大經濟勢力，通過駐海外機構和海外留學生組織，把“統戰”工作做到“水銀泄地，無孔不入”的地步，而統戰對象，則著眼于台灣高官的親屬及其後代。對于在台灣已經失去特權的國民黨貴族，“統一戰線”這貼迷魂藥，他們吃起來如同補藥一般。

由于國民黨曾經和共產黨一樣，也是專制主義政黨，所以二者溝通起來並不困難。例如俞力工就津津樂道他父親當年如何與共產黨私下溝通，以致中共統戰部幾十年後還提及其父對共產黨的恩情。因此，這些國民黨人的子弟無論如何認識不到中共的本質，不能像我們大陸人深切體會到﹕國民黨時代的自由是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時代的自由是有無的問題。

三，這是台灣本土勢力壯大造成的結果。在國民黨子弟“義無反顧”地走向親共途中，台灣本省人勢力上升，以及少數台灣人對外省貴族的仇視，也是一個原因。國民黨在選舉中和平地讓出政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幸事，但卻傷害了一些外省貴族的特權利益，使他們產生很大的失落感。不甘心失去昔日輝煌的他們，便把“大中國”當做精神依托，于是，從“反攻大陸”轉變為“聯共制獨”。

正如網友們指出的﹕“俞力工現象”最值得討論的地方是，它反應出專制主義在中國社會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中共只是專制主義結出的一個大惡果。即使長期生活在西方自由社會，如果人們不去深刻理解現代民主生活的意義，只注重權力而漠視權利，也會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凶。網友余大郎認為，這一類來自台灣的媚共人士，他們不但是台奸，是美奸（如果入了美籍），而且也是漢奸－－－因為他們正在出賣中華民族最長遠的利益。

(原載《開放》雜志)

很謝謝你的貼文。
我看完後，對茉莉sir的文章，有幾個心得，與你共享。你如果對本欄文章有意見、有想法，可以貼在「〔ｅ網推薦〕自省（二）」，我們可以做跨欄對話。

1. 不用訝異，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僅是蘇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雙生兄弟，他們還會成為通家世好。你看張治中回憶錄就知道。張治中（此張治中不是抗日名將那一個張志忠將軍）是國民黨政府的國防部長，在李宗仁派往北京，進行國共和談時，公然於此時叛節投降中共。他在回憶錄中談到如何和中共高級官員如何應對，生活如何愜意，如何和毛澤東互動，你就會發現中共宣稱投降的人要改造，原來是這樣改造的。文革時周恩來又找一大堆理由保護這些泛國民黨高級降官、降將（包括宋慶齡等）不被文化大革命。中共這樣的作法是符合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心中的想法是階級的，同階級的人，只要不撕破臉，不要不長眼，不威脅當權者的利益，他們向來是親如兄弟。以後你在美國會發現國民黨的高官子弟和共產黨的高官子弟互為鄰居，甚至看到他們聯姻的喜帖。

2. 在國共高幹及其子弟眼中的人民都一樣，只是數字而已，只是他們走向權力、幸福、財富的踏腳石而已。茉莉sir所講他和國民黨的關係，對國民黨高幹來說，「被出賣的人又不只你一個，你講什麼講！」如果他們真有良心，他們應該為他們的支持者著想（包括中華民國被消滅後的退休俸、反共一生的生命衝擊等等），在台灣全力捍衛台灣政權的存在，不管這一個政權叫中華民國或是台灣共和國，這是作為一個領導者應有的責任，他可以犧牲自己，但不應該犧牲追隨者，而且是一大群難以數計的追隨者。至於他的下一代更不該留在海外，讓別人的小孩去死，自己的小孩創造美麗人生。我對老兵的尊敬，遠高於他們。

台灣這些我尊敬的網友，像三太子等，我覺得他們在這一件事情上的看法很迂腐。我相信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很有「道德」、「人道」的國家其實都很功利，美國和蓋達組織的恩怨，可以發展成阿富汗戰爭、美伊戰爭，如果不是德國在伊拉克有龐大的利益，德國會在美伊戰爭中反美？如果不是國際勢力的競逐，法國會反美？像中國到台灣的偷渡事件，不能單獨視為個別的經濟問題，也隱含很強烈的政治問題。陳水扁總統的發言有什麼錯誤，任何國家的元首一旦遇到國家、國民安全問題，都有資格以極為嚴格的條件保護他的國民，這是權力，也是責任。建立在這一個基礎上，讓小布希取得攻打阿富汗的正當性。至於船老大的問題，一切交法律處理。他有沒有推大陸妹下海，也交由司法解決，而非那些大陸妹的說詞，刑事事件不能用表決方式處理，大陸妹比較多，所以他們的說法成立。至於大陸妹的偷渡行為，偷渡客就是犯法、就是犯法、就是犯法！

許多國家處在台灣這樣的危機下，面對敵國都採取高標準的質疑、自保式的政策，所有國家的人道、公平，甚至國際慣例在此都不通用。其他國家也不會要求他們要依一個平常、安全國家的行事規範處理。因為大家都知道，安全和保護國民權益是一個國家政府要做的第一要務！這些危機國家的危機處理方式，經常被他的國民認為還是太鬆了，必須以更嚴厲的態度才能確保國民的利益。但他們的政府在國民感受和國際觀感的取捨下，都不敢採取過份嚴厲的方法。台灣的奇怪就在這樣，明明很危險，卻故做文明樣。明明政府對敵對國家已經太鬆了，竟還有國民認為還是太嚴了，而這樣的態度竟出自強烈支持這一個政府的知識份子，而非反對黨的知識份子。

媒體對英明人物的排法，竟然嚴重和常識對抗。我們比較五個（組）媒體會評論能力的重要政壇人物：兩蔣、李登輝、陳水扁、連戰和宋楚瑜。從他們對台灣的貢獻，依序可能是兩蔣、宋楚瑜、連戰、李登輝、陳水扁。這一個順序恰好和他們跟這一塊土地的關連性完全相反。陳水扁全家都在台灣。李登輝幾乎都在台灣，只孫女在外國。連戰號稱台灣人，其在台灣的資產很多，但是他的子女多在美國發展。宋楚瑜是在台灣盡量不置產，兒子、女兒在美國，女兒是求學，不在苛責範圍內。兩蔣的子孫幾乎都不在國內發展。將這兩個排列一起觀察，就會出現「越遠離台灣越好，越親近台灣的越賤！」的結論。這嚴重違反常識。

跳出學界，看出真我。各位試想，假如今天國內有關統獨的問題，多是政大教授出面論戰，而且論戰雙方，不僅精彩，而且各提出令他的對手支持者（不只是自己的支持者）不得不佩服的論點。我想這一次政大評鑑下降，各位的評論一定會用別的說法解釋這種現象。其中之一是：「學者終年研究，他的目的應該是替自己的國家、社會解決問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中獨自書空咄咄。今天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最大的問題不是學者研究的成果如何被國際學術界肯定，而是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例如統獨與國家認同。有關這一方面的問題，也是政大的貢獻較為卓著，我們覺得他們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反之一心一意要完成論文、搶刊登篇數的學者，多是一些蛋頭學者。」

這樣的評論會和目前的評論不一樣，是因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一樣，自然科學有普遍一致性，但社會科學沒有。自然科學的國際認定，不僅可以解釋成國際肯定，也可以某種成度轉成社會利益，為國人所享有。但是社會科學可能不一樣，不僅涉及的人、地、事、物具有獨特性，解決國際認定（在台灣，更精確的說是美國認定）的重要問題，才有被刊登的機會，但是國際認定的問題卻不一定是國內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學者的努力，應該要以國際利益為主呢？還是國內利益為主？另外，許多學者耗用社會資源於國際認定的標準，刊登重要的論文，但是那些重要論文卻不一定為國內學界或學子能輕易掌握，結果許多的努力由外人享受的多，由國人享受的少，這樣合理嗎？

先進國家都是先讓國人得好處。許多先進國家的學術環境都是要求以本國文字發表為先，也以本國學術的認定最受肯定。不僅在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家，強調以本國文章為主體，日本、俄羅斯、中國都這樣。我想台灣要發展成一個先進國家，這樣的基本認知應該很重要才對。

台灣有沒有施行過憲法
陳水扁宣布要制憲，很多人就跟著起鬨，在此，我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台灣曾經施行過憲法嗎？沒有！
台灣哪一天施行過憲法？今天在台灣，在法律上稱得上是憲法的，應該是中華民國憲法。但這一部憲法當國民黨在中國時，就宣布動員戡亂，被閹割了四十年之久，直到小蔣去世，都沒有施行憲法。小蔣去世，李登輝繼任，他也沒有推動、實行憲法。選李登輝擔任第八任總統的國大代表，是已經擔任國大代表四十年以上，完全不知道選舉過程是否合法、也沒有在任期結束後，定期改選的國代，他們不能說是合憲的民意代表。其次由這樣一群人修改的憲法，基本上在法律程序上有瑕疵，不等於修憲。再者，經由他們擬定的選舉中央民意代表的新規定，和原本國民黨在中國立憲時，所考慮的客觀環境差距太多，因此也不能說他們的修憲是對的。如果各位認為有民意代表修憲就可以，那中國的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本身也是符合憲法的，反袁世凱的各股勢力，包括當時的國民黨或中華革命黨都是違法的。一個理應是通緝犯的孫中山建立的政黨，應該叫做是叛黨，一個由叛黨建立的國家應該叫竊國。
根據上述，我想進一步的追問各位：請問台灣哪一天施行過憲法？沒有。台灣根本沒有施行過憲法，他有選舉總統、中央民意代表等等許多的規定，他有施行憲法的慣例，但他沒有施行過憲法。他的憲政基礎，是建立在大家不想以嚴格標準檢定的、有瑕疵的、號稱有代表性的憲法上面。我這種說法並不是吹毛求疵，我們連選舉民意代表過程，有一點點的違法、瑕疵，都要宣布當選無效，對於國家的根本大法，當然要以嚴格的標準看待。更進一步說，我們對所謂的憲法或者稱中華民國憲法是建立在他是國家的最高階法律，給予推崇且不質疑。但各位有沒有想到，現行運作的憲法狀況與憲法及由憲法推演下來的法律規定，兩者和我們推崇的憲法莊嚴神聖，差距太大，已經超過一個人可以理解的範圍。舉例來說，民意代表可以自行延長任期的規定合不合法，如果合法，那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就是合法。由不合法的民意代表選出來的總統是否是合（憲）法的總統？一個沒有在全國推動省縣自治條例的政府，算是施行憲政嗎？一個沒有中國百分之六十土地的少數民族，選出來的民意代表，算是中華民國的最高民意機關嗎？一個在號稱施行憲政時，他的範圍較原來所制憲的範圍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土地，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這樣的憲法可以施行嗎？

建立六法體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既然我們在過往的日子裡，根本沒有施行憲法，只在施行「貌似憲法」的「憲政慣例」、「憲法」原理，從嚴格的法律來說，由這樣的「憲法」往下推演的法律規定，一律有問題，某種程度等同於無效。則對台灣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有堅實基礎的法律根基，再將那一個根基和法律體系聯繫在一起，以完成台灣所有公權力推行的基本合法性和正當性。陳水扁的制憲說，不是說的唐凸，而是說的太慢。制憲的工作不應該在2006年，應該現在就開始。

有人怕制憲，在一個沒有施行過憲法的國家，我們不是要怕制憲，而是要強烈的要求：盡快、越快越好的擁有憲法！

誰是國母？如果我們接受國民黨的想法，這可以從兩個概念來說，一個是國民黨號稱我們有國父，國父的老婆就是國母，母親是與人或物產生關係血緣（生母）、扶養（養母）、與父親有關係（後母）、敬稱（契母、中國話叫乾媽）。國民黨會敬稱孫中山叫國父，其他道理不說，至少表面的道理是他對國家貢獻很大，這樣的尊榮是來自他的貢獻，我們不能因為習慣敬稱，就把他的老婆、女人也一起尊敬，請問那一個叫國「母」的，貢獻如何？如果父親、母親是偉大的敬稱，那我們不應該讓那樣的名字被胡搞亂用。只要和孫中山的性器官有關係，就強硬的要我們稱母認小，那沒道理吧？

國民黨「國母」的第二概念是總統夫人，特指蔣中正的老婆。這也不對。有兩個理由。蔣中正的原配是毛夫人（我雖然不爽蔣家父子，但是作為一個守分的妻子與盡職愛子的母親，毛福梅女士是應該給予相當高的尊重，尤其是她又受到丈夫的欺凌與宋家權貴的壓迫，所承受的壓力真的不合理。）並沒有被趕出蔣家廳堂，也沒犯七出之律，所謂國母應該是指他才對。我們會尊稱蔣宋美齡，是因為政治人物胡搞，難道社會大重要縱容政治人物胡搞嗎？

第二，從體制來說，蔣中正依國民黨來說，雖然是貢獻很大的總統，但還是總統，不是國父。所以所有用在蔣中正的敬稱，應該也要用在其他總統身上。蔣中正的老婆叫國母，那嚴家淦總統的老婆呢？蔣經國的老婆呢？李登輝的老婆呢？陳水扁的老婆呢？如果我們那麼突出蔣宋美齡的地位，理論上，現任的比卸任的地位要高，時間叫現在近的，應該比遠的高。所以依順序，吳淑珍、曾文惠、蔣方良（嚴前總統夫人已經過世）的地位都應該比蔣宋美齡的地位高！現在怎麼會這樣呢？至於說他對國家的貢獻，難道吳淑珍帶陳水扁去美國、德國打開外交，貢獻就不大？至於說蔣宋美齡的婦聯會與對軍人的影響來說，要不是他有一個縱容她胡搞的老公，怎可能會有一個用公權力徵稅捐的機制，讓一群沒有事功、只有與官員有性關係的女人胡搞龐大的金錢。至於在軍中的地位更是亂來，如果不是蔣中正亂搞個人崇拜，也不會把國軍變成黨軍，蔣中正都已經夠亂來了，還將他的老婆帶進軍中，讓軍人連他老婆也要尊敬，真是幹！

政治人物的肩膀應該要有起碼的水準。興票案是2000年總統大選最重要的案件，這一個案件使得當時最有可能當選總統的宋楚瑜先生飲恨敗選。也讓泛藍軍扼惋不已，才有許多人在國民黨、親民黨間奔走，促成2004年的連戰與宋楚瑜的聯合，創造出連宋合力對抗陳水扁，泛藍軍對抗泛綠軍的場面。因此興票案對連宋的意義重大，值得深入探討。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李登輝有沒有誤導連戰及其陣營的選戰策略，說真的，我們身為局外人，很難一窺堂奧。不過，根據一些客觀的狀況，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已經不選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有必要冒讓可能當選總統的宋楚瑜恨死的困擾和衝突，主動、直接和宋楚瑜短兵接戰？有必要替連戰擋子彈？連戰選上了，以總統大權方面來看，李登輝不一定能制衡連戰。宋楚瑜選上了，大家也知道李登輝和宋楚瑜的關係，比連戰還密切。而主導凍省的政治勢力中，連戰人馬在其中著力甚深。從權力競爭與合作關係來說，如果李登輝強力運作，他在本省人中的影響力，遠比連戰強，連戰的勢力主要集中在外省人中，連戰勢力和宋楚瑜的勢力具有競爭關係，但宋楚瑜與李登輝間具有較強烈的互補關係。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推論，興票案不管內幕如何，從發動動機來看，李登輝先生的動機都比連戰低很多。從郭正亮的變天與挑戰一書中，就透露出連陣營本來就要用陳水扁打興票案，只是陳水扁不上當，才改由國民黨下手。今天連戰為了自己的權位，將整個過錯歸給李登輝，從一個政治人物的身份與肩膀來說，似乎太欠缺了一點。其次，就算是李登輝搞的好了，李登輝也是替連戰在處理宋楚瑜，李登輝設定的整個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連戰，只是陰錯陽差，被陳水扁撿便宜了，再怎麼說，從事情發展與人情義理，也不應該將責任歸給李登輝去承擔。更何況，一般人都這麼認定，沒有李登輝的鼎力擢拔，連戰不可能有今天的權位。而連戰將責任推給李登輝，連做人的最基本原則都出問題。

連戰的肩膀那麼軟，如何承擔國家的重責大任？從2000年到今天，陳水扁施政的問題中，有很多都是替國民黨、親民黨在擦屁股，但是陳水扁很少將責任推給前任，就算被罵，也說：「盡量讓他們罵，罵剩下的，就是我們的。」我並不完全贊成他的態度，但是這樣的肩膀才是一個國家領袖應有的風範。相對於此，連戰幾乎將所有的政治責任全由別人去承擔。以往的政治問題，由李登輝去擔，以往問題延伸至現在，則由陳水扁去擔，彷彿他是一位政治的白紙，以往所有的問題，他都沒有接觸一般，沒有接觸，自然沒有責任。但是各位不要忘記，他曾在國民黨政府中歷任各種要職，尤其在李登輝掌權時代，當過台灣很重要的兩個職務：省主席和行政院長，這些都是有實權的工作。同時，他也是李登輝的左右手和李登輝政權的最大政治受益者。一度官居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論他的官位和實權，要說他不須為李登輝政權的一些缺失負責任，實在說不過去。若說他是政治白紙，是否把我們都當作是白癡？像他這樣享盡好處，卻將責任一腳踢開的做事風格，如何成為一國的領袖呢？如果說這就是中國政壇領袖的領導風格，「萬方有罪，全由別人去擔」的方式，這樣的政治文化，不要也罷。因為它只會選出哪一個最會推卸責任的人，卻找不出哪一個最會做事的人才。

權謀必須在真理之前低頭。我們相信連戰的這一場發言，是和宋楚瑜交換條件後的產物。一方面他發生在李登輝到法院作證興票案之後，給宋楚瑜非常大的政治壓力，逼的宋楚瑜必須找國民黨幫他解套，也因為這樣，宋楚瑜才會在這一次連戰返台灣中，屈躬、「破例」去迎接連戰，這是宋楚瑜以往都不會做的事情。然而，我們要的政治人物竟是這樣的權謀嗎？李登輝出庭對宋楚瑜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也反正宋楚瑜的興票案、侵佔公款罪、詐欺罪等等，確有其事。連戰下機的那一番話，是為著政治利益所做的權謀語言，既非事實，為著政治利益，權謀至此，更令人不齒。

「非常報導」絕不只是媒體問題，也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討論政治問題必須以政治邏輯下去思考。

「非常報導」風起雲湧絕非偶然，更非現在媒體在吵的問題，而是興票案的解釋方式，因為如果沒有宋楚瑜的六個下流，「非常報導」絕不會洛陽紙貴。所以整個「非常報導」事件是由於政治力介入才產生。我們就光碟片內容和宋楚瑜先生的反應去研判，應該在製作群以一個平常人的常識去解釋興票案事件，讓人民能夠清楚整個事件的荒謬性。

興票案的重點：
一個很簡單的民間財務侵佔問題！
是一般人認為基本道德瑕疵的問題！
他絕對不是政治問題，也必然不是政治恩怨的問題！

這個才是宋楚瑜的死角。因為宋楚瑜犯的問題是一個有一點點社會行情的人都不應該會犯的基本問題。他比收受賄賂更讓人看不起，因為「收受賄賂」是敗壞社會的社會現象，大家都認為不對，但是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錯誤行為。興票案不是，是公司經理人公然將公司財產放在自己口袋的問題，這樣的行徑是所有企業最怕、最忌諱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也是有一點點社會行情的人都不屑做得事情。但宋楚瑜竟然做了，這反應的不只是宋楚瑜貪（在這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很多人不覺得這是嚴重錯誤），而是能力有嚴重瑕疵。

就是這樣的描述，讓宋楚瑜感到嚴重羞辱與危機。才會發生如此驚天動地的圍剿。

「非常報導」對興票案的傷害是雙重的，所以他的反擊也異乎尋常的大。從許多描述宋楚瑜及其父親的資料來看，廉潔是宋楚瑜的家教，能力強勢宋楚瑜的自詡，但「非常報導」一下子就不小心將這兩個重點一一挑出，讓宋楚瑜死得很難看。宋楚瑜的父親宋映潭先生能當上蔣經國的左右手，以蔣氏當時強調的廉潔特性，他用的人應該會重視這一方面特質，而宋老先生也有此清譽。在國民黨一片貪的氣氛中，宋老先生的清廉應該是獨特又讓他持以待人，我相信這一個特質也是他家教的一部分，以我們所知的外省家庭，宋楚瑜應該也會又承庭訓，受教良多。其次，宋楚瑜在政大外交系，那種大熱天的「嚴正」穿著，他的自我期許應該很強才對。再就他歷任官職來說，每一個職缺都頗有做為，雖然有嚴重殘害民主人權的事蹟，但就國民黨的觀點，應該算做是用心做事，也很有能力的高級黨工、政府官員。一般將興票案視為是個人操守問題，這已經對宋楚瑜重大打擊，但是他巧妙的政治手法，移轉為政治迫害和「國民黨都很髒」的方式，讓他避免第一個危機。不過「非常報導」以平常人處理平常式的手法，間接、無意識的巧喻宋楚瑜的能力問題，這就犯了宋楚瑜一聲對自己「能力很強的」最大期許，也將他「宋楚瑜能力強」的最後王牌一起槓掉。這當然會讓宋楚瑜抓狂。也因為這樣，他才會動用他的政治影響力，搞出這麼龐大的「非常報導」事件。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非常報導」直接挑戰的，也是宋楚瑜的禁區。大眾、新聞媒體一直是宋楚瑜認定屬於他的勢力範圍，今天「非常報導」在他的領域內將他搞的那麼慘，「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時，一旦「非常報導」的方式被肯定，也就宣告他的禁區門戶洞開，他當然會反彈。至於他現在搞「非常報導」的手法，又恰恰是他最熟習、最能活用的區域，你說他會不會「見獵心喜」呢？他的手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他以前在新聞局長任內，壓制新聞自由時，所練就功力的反射動作。

從泛藍軍、宋楚瑜的特性，「非常報導」的方式是誤觸地雷。從歷史的角度，那是上天給他們寫歷史的機會，他們到底要寫歷史，還是進牢房，就要透過他們清明智慧的抉擇。

宋楚瑜參選的目的只有三個：1.繼續A錢；2.和連戰協商選2008年的總統；3.累積資本當特首。第一個是違法行為，第二個是政治鬥爭問題，也不會出現宋楚瑜滿意的結果。第三個是叛國行為。人們從事活動，不為錢、權，就是為了名譽。宋楚瑜冒名義繼續被羞辱的痛苦，繼續參選，他的目標就只有錢和權而已。就錢方面，這是宋楚瑜選上副總統後，唯一國民黨及泛藍軍陣營會讓他較為順心的事情，因為他不涉及到其他人的權力佈局問題，然而整個政府就只會允許副總統貪污而已嗎？不會，所以宋楚瑜若以「貪錢」為奮鬥目標，必然會使台灣再一次淪入貪污淵藪。

連戰不管勝選或敗選，絕不會讓宋楚瑜好過。連戰勝選，連戰及其左右的人絕對不會讓宋楚瑜稱心如意。以往李登輝、連戰過份放縱宋楚瑜，養出這樣的毒蟲，造成2000年的敗選。連戰附近的人怎會讓這一件事情重演呢？選前連戰所給的勝選一切承諾都會在選後翻盤，選後必然會出現連宋內鬥的事情。連戰會不會讓宋楚瑜選2008年的總統，那是肯定不會的事情。因為連戰人馬及其人馬的人馬要如何安排？宋楚瑜當權，是一群人數不少的宋楚瑜嫡系人馬要分紅的時期，不會讓舊國民黨人馬依舊好過。這其中還包括馬英九的出路。頭腦清楚的人都看的出來，馬英九旋風和他的長相有密切關係，但是歲月催人老，一旦皺紋增多，不在偶像，馬英九現象就會被掃入垃圾桶中，請問馬英九肯不肯拱手讓出總統位呢？。就是存在馬英九接班問題，宋楚瑜才會出現「一跪」。也只有將他的行為納入複雜的政治計算，也和宋楚瑜的政治本質相通。因此連戰若勝選，宋楚瑜也撈不到甚麼好處。各位如果仔細觀察宋楚瑜提出連宋三個條件說後，國民黨內部強烈的反彈現象，就可以清楚瞭解連戰人馬對這一件事情的態度，而連戰順勢說沒有這一回事，等於否定宋楚瑜的接班位置。這樣的問題其實就是將宋楚瑜騙進「連宋和、副總統位置後」，再一腳將他踢開。此時，宋楚瑜的票全進了連戰的口袋中，而宋楚瑜只有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有關這些分析，竹中軍師和威而乾將軍有深入的專門討論。）

宋楚瑜的下一個偉大目標：特首。若有人仔細分析宋楚瑜在連宋合以後的行事風格，就會發現宋楚瑜的內斂與精算。宋楚瑜被連戰人馬擺一道之後，已經將他的策略調整。在連戰否認三條件說，宋楚瑜一方面和連戰關係不破壞，但是凡是中國對台灣問題有表態，他一定搶先表態接受中國論點。他將中國勢力引進，利用中國勢力牽制國民黨的偏統勢力，逼的連戰必須不斷在統一的方向表態。當然連戰及其人馬也知道這樣會影響連戰的大選佈局，自然也就必須不斷跟宋楚瑜妥協，這是宋楚瑜的第一個好處。宋楚瑜持續性、或明或暗的表態，讓中國在選擇台灣的代言人時，會優先考慮宋楚瑜這一號人物，等於間接牽制連戰和馬英九人馬和中國的關係，又若時局有變，也許宋楚瑜就可以直取總統大位，或是榮登特首之職。因此宋楚瑜此時必然操作勝選的副總統位置、敗選的台灣親共首號政治人物，至於連戰勝敗如何，那不是他關心的問題。

宋楚瑜很可能會失望。宋楚瑜處心積慮的計算，其中，大概除當上副總統A錢外，其他可能會失望。就以前述未深入談的特首位置來說，我如果是老共，絕不會選宋楚瑜當特首。因為這一個人有太多叛變的史蹟，他的誠信早已破產。其次，這一個人有能力，一旦時局有變，那種「反骨」的特性一發作，老共會得不償失。宋楚瑜的終局，大概是遺養東域，飲恨一生。

我們必須重新建立我們的教育體系。一個號稱有數千年歷史、世界第一多人口的國家，他的文明、科學和經濟發展落後全世界那麼多，這樣的現象只能證明他們的文明很落後，無法證明他們很偉大。我們很不幸接受他很多的文明影響，也很不幸的和他比鄰而居，更不幸的是現在還被那種文明所蹂躪。解決中國文明對台灣發展的枯窒，我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教育，重新建立我們現代文明的教育體制。讓我們的下一代，從接觸文明的那一刻，就和世界文明融在一起。中國文明從各方面籠罩台灣，我們也必須從各方面從新檢討我們的過去與現在，才能清楚我們的未來。這絕對是一場重大的反省工程，但是不做不行。看到中國對外所展現的外交、文化風格，就可以看出這一個國家的未來。中國對外所展現的風格是因為我是強國，所以我要享受強國的待遇。但是他卻沒有想到，強國必須承受強國的責任與風度。另一方面，中國的強是因為他的人口多，人民容忍被剝削的能力強而已。任何一個政權在他那種人口特質與數量的基礎下，要有他們今天的成就並不難。然而他們國民所展現出來的自滿與自大，才是這種文明的悲劇。中國人在網路上、外交各方面所展現的東西，彷彿這一個國家有多強大，但是他卻忘記他和別人的比較基礎是不一致的，國家是一個集體名詞，中間沒有土地、資源和人口數量的概念，用這樣「空洞」的概念強調自己國家有多強，到底意義在哪裡呢？更何況在「偉大」的圖騰中，多少人的心血被埋在別人專制與揮霍之中呢？中國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比印度還沒有意義。因為印度的落後是人民的選擇，「落後」的徵向可以從經濟角度去判刑，但是印度人在文明與精神生活的發展，卻是在統計數字之外，同時，印度人享受自願性「懶惰的快樂」，在GDP計算中算不出來，但是經濟福利淨額（NEW）中卻可以是令人豔羨的。中國政府在專制體制下，他讓人民勞力相當程度的動員、組織，對人民的心智強烈的監控與「栽培」，但卻只有今天這樣的成就，能不令人感到害羞嗎？

文明不只是集體名詞，更且是每一個人努力成果的總和。從中國人那種目空一切的寫文章方式，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國家壯大的喜悅，更重要一個國家落後的徵向。因為只有落後的國民，突然從悲哀狀況轉而比別人好一點，就呈現一種自大的行為。那決不是一種正常國家下，正常人民的正常表現，他毋寧是一種病態。中國人對外強調的偉大，若僅僅是為了個人向別人炫耀，這樣炫耀的意義在相當程度上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這種問題並不嚴重，整個國家都有這樣的發展那才令人值得憂慮。中國文明更悲哀，他是整個文明的共同特徵，那才叫人心寒。更重要的是，那樣的文明不是因為來自中國人個別努力的集體成果，僅僅是以龐大的數量取勝的原因，這樣更讓人覺得這樣的民族不僅能力差，而且容易驕矜自滿，且不瞭解自己的缺點。久浸於這樣文明的人，很難有很偉大的成就，不幸的是，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只是將「我們」得成就寄託於強烈虛構的民族、國家的偉大事蹟，忘卻這樣的「偉大」與其說來自民族、國家的集體成就，不如說是數學上，集合名詞的功用罷了。如果在1945年後，中國就被日本打敗，或者台灣被迫繼續和日本同一國，則日本的諾貝爾獎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等成就，按中國人的算法，都可以算做是台灣的偉大事蹟，請問這有意義嗎？如果被劃歸美國的一部份，那台灣人的成就不是更大嗎？這些其實都指向一個清楚的方向：追尋一個虛構的集體榮耀，意義不大。要的是真實的、每人的努力與成果。

一個種族分立成兩個以上的國家是很正常的。當一個日耳曼人從波昂坐火車到慕尼黑，再由慕尼黑到奧國的維也納。他其實經歷了好幾個邦（state），並且穿越邊境，到達另一個國家，奧地利。但是就種族的角度來說，他依舊在日耳曼民族的生活空間中發展。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東歐，因為他們很多同屬於斯拉夫民族，也分立成很多國家。另一個較熟悉的現象是英語世界，對影星凱薩琳。麗塔瓊斯來說，他到美國發展是離開他的祖國，英國，但是他同樣也生活在英語世界。他發展的影業世界中，有許多是講英語的，她的丈夫麥克。道格拉斯是美國人，從國籍來說，他是嫁給外國人，但從種族來說，卻和我們四鄰嫁娶中國（大陸妹、大陸郎）是一樣的。我一個朋友，因為生意的關係，他從中國坐飛機到香港，辦完公務後，在到新加坡分公司去料理一些要務，然後搭飛機回台灣。從政治的角度，他先從一國兩制的地區移動，然後再到外國-新加坡，隨後回到另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台灣。從種族來說，他的移動風格和歐洲人是一樣的，他並沒有逸出華人世界，但他卻經歷了許多政治區。

華人世界的政治觀一直留存在：「one race, one state」的概念中，而且是意識型態的，不是推理的。用「one race, one state」，也許很抽象，簡單的說，就是「天無二日，人無二君」的意識型態。這是一個很傳統，而且不合時宜的概念。因為根據這一個概念，所有華人世界就必須變成同一個國家才可以，否則就是分裂。根據這樣的概念，他必須回應幾個問題：
1. 華人的定義要怎麼下，是漢族人的後裔都叫華人，還是必須是中國人的後裔才叫華人？根據前者，則蒙古人、新疆人等中國少數民族都不是華人，根據後者，則一大堆以居東南亞數代的人，既不是華僑，也不是華人。
2. 新加坡是不是華人國家，要不要被中國統一？
3. 在1945年還是中國版圖的蒙古，他的居民是蒙古人，他們算不算華人，如果算，那中國要不要統一蒙古？如果不算華人，那內蒙古的土地要怎麼解決？
4. 現在中國邊疆的民族，是否因為不是華人，而有權利追求獨立？是否因為他們算是華人，所以他們在中國境外的同種族的人、土地，都必須屬於中國。
5. 1945年之前被日本人管的台灣人，算不算華人？這些人當中，絕大多數比東南亞所謂的華人更早離開中國那一塊土地，而現在在法理程序上也不必然是中國人的土地，現況上更不是被中國管。

從這些問題深思後，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人的觀念和教育，一直陷入在種族和nation之間而渾然不知。他的國土和他主要種族是不一致的，但他卻用他主要種族，漢族，的帝國主義想法，要將所有漢族統一在一個政權下。而他國境內的其他種族，他則用nationalism要統合，他們目的之一是要取得那些種族居住地的合法佔領權。這兩組不同概念會成為現在中國人的主要想法，並且死抱不放，顯現出這一群人是以帝國主義為內裡，用一些別人一看就覺得可笑的帝國主義想法，去壓迫別人接受。更可悲的是他們本人對這種重大矛盾，竟然不察覺，而自認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更可怕的是這樣的想法不僅是個人想法，而是整個種族都陷入在這樣的意識型態中，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展現。

一種孤立國家思維，對一個種族或nation總是不好的。在科學分析中，單例是很難做分析的。中國人的想法就是一種單例思維，這樣的人是很難進行推理訓練。如果各位仔細反省，他會發現一種很好玩的現象，很多在國際上已經是常態的事情，甚至也是台灣人或在台中國人的常識，但他們就是不會把這樣的知識，應用在他們的國家瞭解中。英國、美國、加拿大的分立，德奧分立，阿拉伯民族的分立，乃至我們南鄰的馬來人分立，這些對我們都是常識，但這種常識是不會被應用在對中國的瞭解，中國，這一個世界最大的人口、第三大土地的國家，他目前要追求的目標一就是統一。中國人為何不去想，為何全世界的常態在中國都不適用，為何已經是世界第一大人口、第三大土地，第二大軍事強權，這樣的國家，難道不會太反常了嗎？他們不會認為，因為中國人始終在用「孤立國家」的思考方式處理事情，甚至在他主觀的想法中，「一」才是對的，「一」以外的都有問題，更何況原本是「一」的，再讓他分裂。

拋不開「一」，就看不到真實的世界。對於中國人，不管是「一國兩制」、「一中共識」都是從「一」發展出來的概念。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被很多漢人、華人視為是很有想像力的作法，但是對一些西方人來說，他會覺得很奇怪。兩個不同制度的地區，為何要統為一個國家呢？不僅在中國的中國人迷信「一」，連在台灣的中國人也這樣。宋楚瑜的「一中屋頂」、連戰的「邦聯制」都是一樣。乃至李光耀的思想中，依舊和「一中」有相當多的關係。這些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人一直想不通，假如台灣人是廣義的華人的一部分，是他們視為同種族的一部分，那台灣有發展，不也是居住在中國的種族有發展。這樣的追求種族發展的人來說，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根本不重要。在那種狀況下，台灣獨立為一個國家，並不妨害中國的種族發展。套用他們的名詞，就是華人的發展。在這個思維下，讓香港獨立又何妨？甚至東北、江蘇都可以有獨立的理由。從國家發展來說，「一個國家會很強」是中國人的意識型態，但是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那樣的兩個國家就一定比一個國家弱嗎？
一個在政治上很沒有想像力的種族。中國人對政治那種逆來順受的想法也影響他們對很多事情的想法。一個家庭可以分家，一個企業可以分裂，但是這樣的實際例子卻不能應用在國家。因此中國在nation統一、種族統一的大帽子下，任何觸及這一個問題，就必須按照他們擬定的路徑在思考，否則就是棄祖背宗。這樣強烈的僵固性，甚至可以容忍統治者做任何不理性的處置，甚至毀棄自己的基本自由都在所不惜，卻絕不容忍別人對現況做合理的調整。中國人高喊不管怎樣，乃至毀棄25年經濟改革成效也在所不惜，絕不容忍台灣獨立，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其真實性的。這種絕不理性的行為在政治上可以說的通，因為這是中國人的政治意識神。不過你如果說先讓台灣和菲律賓統一，以擴大中華民族的生活空間（這是帝國主義的想法），然後等菲律賓受騙了，我們再來和祖國統一，這樣的話，中國人就會接受，因為他符合中國人帝國主義的想像。中國人的矛盾就呈現在這裡，他並不是在捍衛現實利益，而是在捍衛他的意識型態。也就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很多的文宣，與其說是一種利益討論的文章，不如說是順從意識型態下出現的文章說詞。

制度差異造就程度差異。我們並不是比中國網友聰明， 而是我們經歷長年的民主鬥爭與生活後，建立一個民主、資訊暢通的社會，經由這一些改變，讓我們可以聽到來自各方的看法，經由對話過程檢證自己思想缺失，一步步建立起今天的想法。今天的中國人並不是比我們笨，而是他們沒有那樣的環境。當然，如果我們的環境和他們一樣，我們的想法也比他們高明不到哪裡。這不是臆測，而是我們以前的思考方是就是那樣。制度讓我們和以前不一樣，也讓我們和中國人不一樣。

2004年的大選可以有很多的解讀意義，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會不會產生制度面的衝擊，因為泛藍軍當權，讓我們的社會制度被拉回到蔣經國時代的封閉社會，我們的網路、電話和通訊被監視、監聽和管制。在那樣的社會下，即令我們有和中國人不同的想法，也不敢說出和執政者不同的語言，我們將扮演著另一種形式的「中國網友」，我們所說的話和我們所想的事情不一定一樣。

一個現代政治學者會反對人民公投，卻提不出堅強的理由，是會砸掉自己飯碗的。就前一篇文章來說，我很難瞭解一個現代政治學者會游移在統獨間，而將公投用投降的名詞冠之。如果公投會出現投降的結果，請問透過民意代表的議會決議，當然也可能出現投降的結果。個人掌權的君主、獨裁體制會決定投降，議會政治當然也會，由人民決定投票，當然也會！其中以人民公投最不會被出賣，因為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而不是由別人。從這一個角度來看，當陳水扁、民進黨推動公投法，對目前處於在野黨的泛藍軍及其支持者如石之瑜等，更應該額手稱慶，因為這是陳水扁將政治權再度交回人民大眾，讓泛藍軍有更大的政治決定權，那不是更好嗎？石之瑜會對此產生恐懼，可以推論他的民主的信念來自課本，而非生活。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選擇離開現存的「中國」體制而獨立，政治學者應該提出更堅強的理由證明那樣的選擇是錯誤的，而不是阻止民主再更進一步深化。至於講一些五三四的話，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石之瑜的問題是一種通例，許多支持泛藍軍的學者都會出現那樣的現象，經由意識型態決定道理。這種以意識型態決定文章內容的方式並非水準低，西方許多先進國家都有這樣的學者、文人，其中不乏一代宗師，像經濟學大師薩謬爾森、佛瑞曼都是這樣。但人家的文章可是根據道理和邏輯在推演，讀者不管贊成與否，都不敢對他文章的內容邏輯挑戰，只敢說他的前提與論點不為認同而已。今天泛藍軍的論點經常「禿垂」，正反映出那一群人以往所做的學問，在事理分析與邏輯辯證上，應該很有問題，也是這樣的問題，讓他們難登大雅之堂。

門羅主義起於強權，也將為世人共棄。
中國提出亞洲門羅主義，意圖將美國勢力排除在亞洲之外，這種「亞洲門羅主義」根本是舊貨、抄襲。首先提出亞洲門羅主義的國家是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目的在排除列強帝國主義在亞洲勢力，讓日本獨佔利益。為此，孫中山還提出贊成「亞洲門羅主義」，希望中日提攜，建立王到樂土。這一股「亞洲門羅主義」思潮最後演變成「東亞共榮圈」的想法，支持日本在亞洲的擴張政策。

門羅主義是一個本區強權用以排除別區強權介入，以讓自己得以獨佔利益的藉口。美國門羅總統了論點是這樣，日本提出亞洲門羅主義也是這樣，中國現在提出這樣的想法，也是基於相同的思考邏輯。這種「本洲」帝國主義也是帝國主義的一種，甚至讓弱國處在列強競爭的條件下更慘，因為獨佔體制下的弱國所享有的待遇，比競爭條件下更差。做為弱國的我們，既反對歷史上，日本提出的亞洲門羅主義、東亞共榮圈，當然也反對中國的「亞洲門羅主義」，他們都是帝國主義者擴張權力、侵吞別國的藉口。

台灣的海峽兩岸思維方式，仍舊在「門羅主義」式的思考，讓台灣處在很危險的境界。其實台灣人本身也用門羅主義在思考問題，將海峽問題界定為台灣和中國間的問題，就是一種以中國利益為中心的「門羅主義」。因為在這個思考下，很清楚就是兩股勢力在對抗，而中國絕對性比台灣大、人口比台灣多，所以台灣必然會認定難以抗衡、處在弱勢。但是很多人卻忘記，假如海峽問題只是台灣和中國的問題，那中國為何提出台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之鑰呢？顯見台灣問題決不是兩國問題，而是影響到與太平洋有關的諸強權勢力。

另外處在台灣北面，無論經濟、政治、軍事與外交勢力均比中國強大的日本，他有三分之二的原料和產品要經過台灣海峽，如果中國統有台灣海峽，日本將如何自處？也許有人認為中國還是會允許日本船隻通過、台灣海峽是國際海域等等說法，但是這畢竟還是看別人的臉色。冷戰期間，美國派兩艘軍艦到黑海跑一圈，蘇俄馬上提出跳腳、抗議。黑海有一半以上的沿岸領土並不屬於蘇俄，是一個標準的國際海域，但是蘇俄將他視為是他的內海。兩艘美國軍艦跑到哪裡動一動，蘇俄就要抗議。假如台灣為中國所有，海峽兩岸都是中國的領土，那種內海特性更強於黑海，請問日本處在那樣的情境下，到底是容忍自己的頸子被掐住，還是要重整武裝，再一次「亞洲門羅主義」呢？1996年的飛彈危機，很多人都強調台灣和美國的聯絡關係多密切，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一個訊息，那個時候，也有日本高級軍方將領從中協助（這一個訊息在陳水扁總統期間曝光），為何一位日本軍方高級將領要介入至今仍是日本全國很敏感的軍方介入政治問題，而且是很敏感、很敏感的台灣海峽的軍事問題呢？從這一個角度來看，台灣海峽絕對、也必然是國際問題，今天，台灣要公投，不管他叫公投還是和平公投，中國國家主席、總理就必須跑到歐美去尋求國際勢力共同干涉，更證明台灣問題就是國際問題！我們會怕中國，就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清楚台灣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很敏感的國際問題。

台灣若能在思維上跳出中國門羅主義，以中國式的思維去思考台灣問題，就會發現我們的前景是很光明的。

聖戰
第一次看到「聖戰」是在當時的歷史課本，「抗日聖戰」。

此「聖戰」非彼「聖戰」。「聖戰」有兩種解釋，一是神聖戰爭，這是國民黨的說法。另一種是為宗教而戰，而因此而戰死的戰士，叫做聖戰士。這是從宗教眼光來看。賓拉登的聖戰是從宗教來定位他們911的意義，民進黨是從國民黨的定義來說聖戰。民進黨絕對清楚他們說話的意涵，但是卻被泛藍軍扭曲，經過泛藍軍的扭曲，印證他們對中日戰爭的膜拜、對「抗日戰士」的推崇（即令只是口號的，因為我實在無法從他們的行徑中，相信他們對老兵的尊敬），卻又用「聖戰」這一個口號抹黑民進黨，我們更可以相信國民黨這一次為了勝利，已經不擇手段了。

我不認為臺灣必須用中國式思維來思考臺灣問題﹐而且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根本就是應該避之猶恐不及。

尤其是臺灣建國的主張﹐是建立在保障臺灣人的人權﹐建設臺灣民主自由的前提。
這是落後中國式思維所欠缺的﹐而且今天不管有沒有中國的存在﹐臺灣都必須建國。

聖戰的觀念﹐在基督教義裡﹐是與邪惡爭戰。臺灣本土意識的崛起﹐一直都是站在社會公義的基礎。從228事件是民眾不滿官兵胡作非為而起﹐到美麗島事件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推翻獨裁體制﹐爭取直接民權(總統直選和公投)﹐建立公平社會福利(例如老人年金)﹐環保等等﹐
都是臺灣本土政黨的訴求和努力目標。

從基督長老教會對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臺灣之父的摩西譬喻等等﹐應該可以看見
許多臺灣建國支持者與邪惡爭戰的動機和自我期許。

聖經以弗所書第六章第14-17節﹐訴說這聖戰的裝備﹕「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我並不是說臺灣建國奮鬥是宗教戰爭﹐但是我認為臺灣建國絕對不是停留在爭土地爭國名的
虛榮或迎合利用國際利益就可以成就。臺灣進入國際社會的訴求一定是要站在重視人權的
普世價值上。就像東帝汶的建國﹐完全是在人權遭受嚴重侵害後才引起國際社會重視而扶持建國﹐
並不是憑藉任何勢力對其本身豐富天然資源的據理力爭或耍國際權謀鬥爭利用而得到支持。

如果臺灣建國只是民族之爭﹐利益之戰﹐何聖之有﹖

事實上﹐今天正因為臺灣有很多人缺乏對臺灣建國正義性的認識﹐誤以為臺灣獨立只是一種
私利政黨主張﹐才會有人想要苟且度日﹐維持現狀﹐貶低臺灣本土派的奮鬥﹐甚至藐視得來不易的
民主自由人權﹐竟想向無公義無人權的國家投降﹐或貪圖近利並幻想與虎謀皮後可得利益。

臺灣人的生存權﹐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這是需要聖戰的裝備才能堅定地勇往直前﹐
不為謠言恐嚇利誘所牽制或轉移。

中國人的民主和中國政治人物的民主也是不一樣的。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固然沒有民主，被兩蔣統治下的台灣也沒有民主。民主如果真的那麼重要，價值位階那麼高，就應該想盡辦法施行，但是兩蔣卻是想盡辦法延遲。就算在李登輝推動台灣民主時，曾跟隨在蔣經國身邊的在台中國人也是想盡辦法拖延，他們口中的民主應該是口號多於實踐。也許有人認為應該在戰爭階段。這不對，兩蔣時期和李登輝時期的海峽問題比較，蔣中正時期反而最安全，那時還有中美協防條約和台灣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身份在保護。蔣經國時代的國際關係也沒有比李登輝時代差到哪裡。至於內政方面，兩蔣對台灣國內的控制力遠遠超過李登輝，更不用說是陳水扁了。結果兩蔣不僅不敢總統直選，連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也不敢。李登輝要推動總統直選是要耗盡許多心力才能自國民黨那些老一代權貴（其中還包括許多本省籍的權貴）手中，取得勝利。現在民進黨推動公民投票，那一群人又在中間阻撓，外加中國在那一邊贊聲。從這一些現象看出，民主在中國人權貴眼中，始終只是一種口號，為他們取得權力的手段，一旦取得權力，他們就不會實踐民主。

當他們在說民主時，相信他們講話的人和說話者心中的民主是不一樣，中國權貴是將它視為是一種手段，但他們說的民主卻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因此當這一群人掌握政權時，他們是想要各種方式要持續掌握政權，不是民主。當美國人批評宋美齡不懂民主時，我想宋美齡回應的想法是：美國人不懂權力。中國人心中的民主與中國權貴心中的民主一旦不同，中國權貴一旦掌權，就會提出一大堆的實踐限制條件來延遲推動民主。國民黨這樣，共產黨也這樣。許多中國人或受中國人教育的人也會接受他們的說法，如此自然延遲民主政治推動，而那一些權貴就是其中最大的獲利者。各位想想如果在民國三十四年就推動民主，請問台灣現在許多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民族問題、甚至權貴子弟的加分問題不就很早就解決了嗎？教育問題也可以很早就處理了，何需等到現在呢？然而如果中國人會那麼乾脆，中國文化就不會是一個超穩定的文化了！

泛綠軍推動公民投票，被泛藍軍指為選舉策略，但這樣的指控不完全正確。最早提出公民投票的政治人物，救我記憶可得是蔡同榮先生，在距今十餘年前就已經提出，並贏得蔡公投名號。陳水扁總統當選總統後，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就全力開始推動廢核四，甚至提出「公投廢核四」的運動。以林義雄在社會、民進黨的地位，和與陳水扁的關係，迫使陳水扁說出「要給林主席一個交代」。公民投票是民進黨總路線的一環，不能只以選舉策略視之。

所謂國民黨創黨精神也支持公民投票。從國民黨的文化來說，孫中山在喊出創制、複決論時，其實以隱含支持、並推動公民投票，只是以當時客觀條件與科技水準，面對中國這一個所謂的廣土眾民，他只能喊喊而已。我們推演孫中山的政治想法，也可以推出「支持公民投票」的論點。

阻礙公民投票就是阻礙民主。從人民權力的角度來說，公民投票本身就是民主精義的進一步實踐，誰曰不宜？有人說人民的智慧、能力也許有所不足，所以不能將過多、過大的權力交給人民。這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比較有公民投票國家和沒有公民投票的國家的政治運作，看不出有公民投票的國家，他的政治運作較差，而且那樣的國家，人民權力擴大，並沒有出現亂局，證明「人民智慧不足」的論點不成立。再從國內政治發展的軌跡分析。我們發現台灣目前政壇人物的決策、言論與品行，他們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並沒有比我們高明到哪裡，反而有一大堆讓人難以理解的荒謬行為讓人難解。

為何要有國營企業？一切都是私心。國民黨向我們說了很多理由，但有一件事情他們一直不說，許多國營企業的掌權者都是國民黨延續的權貴子弟。

為何要有黨營企業？一切都是私心。國民黨也告訴我們如此政黨運作才不會讓私人企業所左右，我就不相信國民黨不知道政治學界討論有關政黨有私有企業對國家影響有多大，但是國民黨就是不告訴我們。

國民黨統治期間，為何要管制媒體？一切都是私心。國民黨告訴我們很多理由，但都是從共產黨的邏輯讓我們推演，但他們不說，透過這樣的過程，國人知識、判斷資訊全由國民黨掌握，有助於國民黨對國家勢力的壟斷和為非作歹。

國民黨為何要在軍中設立思想官，而且是國民黨員才能做？一切都是私心。
。。。
這一切一切都和他們宣稱要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家的理想背道而馳，但他們都優為之，理由無他，私心也。

一聽到李登輝前總統要出版「武士道」，心中先是一愣，人家都罵你日本人了，你還敢寫！但是看到南方快報的書摘後，然後沈思很久。我想李登輝前總統的「武士道」將可能開啟台灣的新一個學問：「自己」。

台灣的學問沒有自己。在台灣，很多基本的社會科學學系都有，例如經濟、社會、政治、考古人類學、法律等。但是請問他們在研究台灣的問題嗎？顯然不是。就以經濟學來說，在張清溪、許嘉棟等四人的「經濟學—理論與實際」出版之前，台灣的經濟學都顯有台灣的例子，所講的都是外國的例子，也引用外國的經濟現象在分析。當理論是外國的，例子又是外國的，你說我們的學子怎麼能學得懂呢？甚至連統計學都這樣，所以這些學系較精確的說法是在學系面前加一個西洋，即西洋經濟學、西洋社會學等。就算有本國例子，難道這樣的學問就是本土化了嗎？不是。我們以統計學的例子來說，統計學最難理解的部分之一是假設，他的虛無假設是我們想要否定的現象將之設定在此，然後尋找很多很多的例子來證明肯定虛無假設是錯誤的，因此才放棄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實際上這和我們傳統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樣，我們是認為他對，然後找對的原因。我們這樣的思考方式一定有盲點，然而我們的學者並不會清楚的解釋出這一個盲點是甚麼？因此我們的統計學發展就會出現一些困擾。也許在計算能力上有其獨特的地方，但是在發展統計哲學與邏輯方面就比較欠缺。另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傳統的方式是先知道個別的量是多少，然後在一一加總。但是西洋的邏輯卻是先知道總量多少，然後由總量變動來討論個別量變動的問題。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大部分的經濟學家卻沒有注意其間的差別。這些例子在說明，我們的學問還是西洋的。如果我們可以靜下心來，努力學西洋的東西，為何不能學東洋的學問呢？台灣學術沒有很發達，理由有很多，但是學術當中沒有自己，或者說，沒有自己的學術，可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剖析之道，發現自己是很重要，發現自己的問題，發現自己的需要。李登輝前總統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

賀德芬教授在90年的學生野百合抗議事件是站在學生那一邊，在關懷媒體生態方面是站在陳文茜的反對面。我想像他那樣對實際現況有瞭解的法律教授，應該能夠瞭解目前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抗議的學生，基本上不僅動機不純，簡直是別有用心，政治力介入，鑿斧精深，他跟一般的學生抗議活動是完全不同。

目前的政治紛擾，有許多部分涉及到法律問題，這也是賀教授專攻的部分，尤其在此時，許多人人心惶惶之際，知識份子是否應該出面講話，提出知識界對這一件事情應該的處理方式呢？槍擊案有疑雲，找專家出面調查。選票案有疑慮，就讓指控的一方指出到底哪一個票櫃出現哪一種問題，為何需要驗票，然後在野黨要求全面重選的法律基礎是甚麼？在野黨在總統府前面的聚會到底合不合法，在野黨所提出的各項指控，學術界要如何看待。我們都沒有看到法學界有出面解釋這問題的行徑。做為法律學者，賀教授你難道不認為一切的抗爭回到法庭、回到法理爭論比較重要嗎？在這個架構下，呼籲政治問題以法律方式解決才是正確之途，學生在此出面抗爭不僅沒有著力點，也看不出為何他們會出來抗爭，難道賀教授不認為他們的出面很凸兀嗎？但賀教授並沒有這樣處理，反而去淌這一個渾水。賀教授走出來支持學生，從老師愛護學生的角度是成立的，但是難道他沒有想到，他支持學生，而學生的行動又和泛藍軍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泛藍軍目前的抗爭相當程度偏離社會共事的法律解決，而是企圖在法律之外，不用社會以往共識，另闢蹊徑，以政治手段解決。法律學者賀教授，你覺得你的行動變相的支持這樣的政黨的這樣行為，合宜嗎？

學生他們要求的知道真相，涉及到阿扁總統槍擊事件與開票問題。精通法律的賀教授應該瞭解，不管你人在台北，得到的資訊是甚麼，按照法學訓練的入門法，你應該清楚：要指控一個人有罪，要自己提出說明，否則就只能說他無罪。這是假設你聽的消息是不利於陳水扁總統時，所設定的作法。在這樣的法學訓練基礎下，賀教授是否應該出面呼籲那些學生不要絕食，因為他們的訴求不對。他們找不出足夠的證據證明陳水扁的槍擊案與選票事件有犯法行為，就應該相信陳水扁總統沒有犯法。如果他們還是有懷疑，應該是去找證據。但是賀教授卻沒有這樣做，難道賀教授，你的學術訓練與反應只存在課堂上面嗎？

這些學生有一些是貴校進修部學生，他們在校的行徑及其學生特質，你有暢通的管道去瞭解，尤其貴校在進修部又有法律系。你也應該瞭解日間部學生和非純工作學生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社會關係。賀教授的出面聲援，難道沒有想到可能涉入複雜的社會關係嗎？純學生的抗議活動和非純學生的抗議活動，在實際上本來就具有不同的複雜面，那應該不是知識問題，而是常識問題。我想以賀教授介入實務之深，應該可以輕易分辨才對。這一次學生抗議，背後有著政治力強烈運作，是整個總統大選爭議的一環。這應該是很多人基本的瞭解。從而學生的抗議活動，要以政治的角度去解析，而非單純的學生抗爭而已。任何一個人將這一個事件單獨看待，如果不是涉世未深，就是有意誤解。

賀教授提出警察不應該干預學生的抗議活動。這是多麼義正辭嚴的論點，但是政黨能不能利用社會對學生的優容，社會認定學生的純潔，操弄學生介入政治鬥爭呢？這應該也可以發表一篇義正辭嚴的宣言。學生介入政爭，並且可能因此獲取利益，這樣的學生運動是應該支持，抑或批判呢？我想賀教授在這一方面要深入探討。更何況賀教授偉大的情懷，放諸在媒體的播放下，就會被解讀成支持泛藍軍抗爭、加強泛藍軍抗爭的正當性。深度介入媒體的賀教授，你在這一方面的敏感度，應該比一般市井小民更精確才對。

若候選人雙方相差一票，請問是不是差距太小，要重新驗票？如果答案是對的，那相差兩票呢？根據前述邏輯，我依舊可以得到，相差29518票也算是太接近，因此要重新驗票。問題是你說邏輯不可以重複使用，因此我的推論不成立。我的推論不成立，是否也間接驗證你的論點不一定成立呢？
這樣的連續推論，指出除非有一個規定，何者叫接近，何者叫不接近，否則我們都無法在邏輯上接受連宋的論點，當然也無法否定連宋的論點。

有關驗票的論點也可以在邏輯上得到證明。若連宋認為選舉過程中，唱票、驗票過程有瑕疵，所以要重新驗票。那在驗票結束後，假如沒有翻盤，連宋能不能要求在驗票？可以。「重新驗票」過程中，「疑雲重重」。因為原來的選監人員在毫無證據的狀況下，被懷疑不公正，請問我們又有何理由證明這一次驗票過程，就一定公正？兩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一個是公教人員充當，一個加上雙方律師。因為公教人員是人，律師也是人，若公教人員會有缺失，請問律師會不會有缺失？當然也會有，所以驗票過程「疑雲重重」。有人強調律師學法，所以比較公正？這樣的論點不成立。因為我們無法從學法與不學法的差別，推論出「學法律的人比較公正」。若說律師經過訓練，他的精準度較高。這樣的論點也錯。因為「精準度較高」不保證精準度100％，所以我說「重新驗票過程」，「疑雲重重」。當我要求再一次驗票時，從前述的邏輯證明，我的論點沒有錯誤。因此依理還必須重新驗票。如果有人說，我們現行條件下，找不到比律師更公正的人或職業。那只是說現行狀況下，不能達到我的要求，不證明我的邏輯有錯，因此我說「重新驗票」過程，「疑雲重重」的論點沒有錯誤。不管怎樣驗票，在邏輯上，都不能解除我心中的疑慮：「疑雲重重」。也從這一個邏輯推論，連宋不要接受驗票結果，他們並沒有在邏輯上站不住腳的問題。解決前述爭議，就是要在人的限制條件下，建立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可能不一定公正，但卻是一個必須遵守的規則。這一個標準就是：要驗票可以，要指出唱票過程中，出現甚麼樣的問題？只有將問題指出來，這樣才有明確的驗票範圍，這樣的驗票才有是與非。

當泛藍軍主張要在立法院中，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時，我們也可以經由前述的邏輯，得到很好玩的結果。
首先，假如允許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結果調查出來的報告（是報告，不是所謂「真相」），指出陳水扁被槍擊，不是自導自演。這樣事情還是沒有結束。因為誰能證明這一份「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是「真相」，所以「疑雲」依在。按照追查真相的精神，可以再在某一個單位，要求成立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重新進行調查。然而我們依舊無法證明，這一個新的「真相調查委員會」所做的結論報告是「真相」。

前述的問題，指出，「很近」、「公正」與「真相」都是概念，人的行為在很多地方，只能接近概念，卻不一定能夠證明他就能達到概念的地步。所以要以人的行為去接近概念的境界，經常是緣木求魚。尤其是要用大量的人，去追求概念的完全呈現，經常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推論，每一次的選舉過程中，都存在「選票接近」的問題，只是當事人要不要追究的問題。也都存有驗票的必要，而我們無法證明驗票的結果就是「正確」，進而證明選舉「公正」。而任何選舉都可以找一個理由，要求立法院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而「真相」將永遠不會被證明是「真相」。

看到本版討論有關要不要應美國邀請，出兵伊拉克問題，我對綠軍感到強烈的失望。

流浪是他生命的必然。今年暑假，宋楚瑜又到美國去了。去年要選副總統，他不敢如此大搖大擺的做，現在確定沒有選上，也就不用再做戲，回美國了。要做戲，等2011年再開始規劃吧。對這一群所謂的盆栽族來說，不留在台灣是一個既定的命題，至於要以甚麼樣的理由到國外或他們的國內去定居，就到時候再看，我們看宋楚瑜將自己的小孩安排住在美國，不就說明了一切。很多人提出一大堆條件式，假定在甚麼條件下，他就。。。，這些說法是沒有意義的。聽多了，覺得很討厭。我回朋有一句話，你上星期不是匯一些錢到美國，叫你兒子買一間大一點的房子嗎？還要他買接近小台北，好讓你們兩老以後養老，有多一點朋友可以串門子？他一聽我這樣講，又開始在說他們預定在美國買的房子，如何又如何。

從狗頭到龍頭，在中國東南有一個少數民族，叫做佘族（意即以火焚田），他們的祖先像是龍頭人身，但是深究這樣的祖先造型，他原本是狗頭人身，因為他們崇拜狗，這是一個東南亞洲很奇特的圖騰崇拜。日本人在追尋祖先來源，南來派的學者就懷疑他們的祖先和這一個民族可能有密切關係。這個崇拜狗的民族，後來將他們的圖騰改為狗頭人身，然而在和漢人接觸後，受到強勢民族的壓力和影響，結果將狗頭人身改為龍頭人身。

從蛇到人。在種神話演變也不是只發生在那裡。中國文化中，伏羲被認為是中國民族起源英雄之一，有時和神農帝合而為一。然而探索他的原模，卻是人身蛇尾，和女堝神是兄妹，也是夫妻。再往前探索，他們竟然不是源自漢族的神，而是西南苗族的神明。這種中國西南文明對中國中原文明的影響，有時也相當多元而深刻。中國文化中很喜歡講的大禹治水，根據顧頡剛教授的考究，大禹的「禹」指的是一隻大爬蟲，神話傳說中，大禹是四川「人」，在治水通三峽時，會變成一隻巨熊，巨熊，也就是動物，不是人。

文明是要包裝。文明的源始經常都很鄙俗，必須經過後來文人的包裝、美化才逐漸「上流美」的。赤崁樓的「魁生爺公」絕對比文昌帝君真實，廟宇裡面的文昌帝君造型，就如同聖經所說，照我的形象一般，按照中國傳統文人的造型美化了。而將神祇轉為具體、有名可考的孔子，就是將神祇請下神壇，用真人去化神性傳說，這樣的過程好像一步步走向完美，但也逐漸喪失他原始的圖像。伏羲、女堝不僅是美化過的，而且是搶別人的神，又將別人的民族醜化。這又是品之下矣。中國文明嗎？台灣最高的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考據他名字中的「究」字，根據說文解字，就是「用手去摸男性的性器官」，講的「粗俗」一點，就是「賒懶趴」。台灣最高研究機關，按照「粗俗」的初步解釋，就是：中央專研「賒懶趴」的地方。然而長期文化的改裝，「賒懶趴」變成了「究」，研究、探究，這個字意解釋為「專研賒懶趴」、「用手抓賒懶趴」的意思就變成高雅到令人尊敬。台灣上廁所擦屁股的紙，我們雅稱衛生紙，全世界被敬稱為最雅緻的語言之一的法語，叫做「屁股紙」。屁股紙當然難聽，但是在法語的榮冠下，別人也不敢怎麼說。
文明是要包裝。今天陳唐山部長的「po lan pa」好不好聽，固然見仁見智，但是

以這麼直接、犀利、貼切而清楚的方式去描述，被很多人攻擊。但他也透露許多訊息，就是鶴佬民族是一種被壓迫民族，沒有能力、時間和財力去包裝他的語言，才會以如此直接的語言方式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就是長期被強勢、統治民族在制度上、教育上的文化歧視，才會對自己的語言用詞感到自卑。也就是這樣的文化自卑，才會讓我們對相同事情，不同民族所做的，產生不一樣的反應。當泛藍軍講出「藍教頭」的競選口號，我們對「Lan Gou Tau」的反應只是泛藍軍笨，有沒有人直接就感覺到他真的很難聽，有性別歧視，說低俗的語言呢？我想那種感覺和pa lan pa會差很多，這其間的差別，就在於長期語言教育歧視，已經內化在我們的內心，讓我們對自己的語言有種本能反應的潛在自卑，所做的反應。

連戰與宋楚瑜的問題在於企圖經由人治取代法治，不是風度問題。連戰、宋楚瑜在320以後的表現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風度，而是他們根本不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企圖透過人治取代法治。將自己想像的理由價設在現有法律運作程序之上，要社會大眾接受他們個人的自我認定或想像而已。假如美國也出現總統槍擊案（實際上也發生），也被落選人認定為重大案件，那樣在美國的作法就是指控的一方要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的指控有沒有符合法律程序上的規定，及證據充不充分。至於連宋指責的做票問題，也是經由法律程序，由他們提出證據證明那幾個票櫃出問題，應該重驗。這決不是像台灣這樣，為了弭平衝突，一切法律規定擱在旁邊，任由敗選的一方任意指控。現在一切拋棄法律規定，任由連宋指控，也依循他們的要求做事，最後的結果也出來了，他們會不會接受？他們的接受是良心發現，他們的不接受是應該的。既然大家接受的遊戲規則可以任意改變，那麼連宋的指控相較於選舉遊戲規則、大家認可的法律規定就更不足道，更可以更改了。從這一個角度，連宋不接受法院的判決，並不能說他們錯。我們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大家不遵守法律，才有今天的爭議。就是大家依舊是以個人道德說服的想法與作風，要消除朝野衝突，才會使朝野衝突繼續，甚至為下一次的衝突埋下伏筆。
「民進黨政府，你怎麼面對年底立委選舉，最高落選人只差1000票的問題？」

法律的無情也印證他的有情。我想很多泛藍軍會為連宋的敗選找出一大堆理由，但這一些理由除非是按照有關總統當選與否的法律進行討論，否則都沒有意義。各位試想如果陳水扁落選，請問現在支持連宋的人會不會主動替陳水扁講話，以你們現在提出的理由，要求連宋對陳水扁落選進行各項調查？我想是不會的。既然這樣，各位的政治良心在哪裡？各位公正嗎？既然各位不能證明自己是公正的，那麼依循自己自認為的「公正」，也不一定會讓與我們不同意見的人接受，這樣，個人的「公正」就沒有客觀標準，堅持自己的「公正」，將會為這一個社會帶來無限的潛在衝突危機。連宋本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處理這樣的問題，不是從自己有利的方面去堅持自己的「公正」，而是從法律去看社會的「公正」。在更改遊戲規則之前，法律可能是唯一且最有說服力的「公正」標準。

這是一個委曲婉柔的民族。台灣這一個民族在展現他們的感覺其實是很奇特，我相信很多瞭解世界各國民族性的人都會發現，要理解台灣人真的很困難，比瞭解中國人難。中國人的文化是講的話經常是謊話，不過他對於別人的挑釁是有反映的。但是台灣人不是這樣，他都默默的聽、任別人罵，甚至於開口應和。但是當他可以秘密表態時，他就會展現他的想法。那時就會讓人發現怎麼會差那麼多？既然你那麼討厭他，為何不表達呢？就是這種民族特性，所以觀察這數十年的台灣政治變化，很多站在台灣立場的人都會對台灣在許多次選舉時，都替他們捏一把汗，最後都以一個很奇怪的、對台灣人滿有利的方式完滿展現。那樣的過程與結果，一定會讓人覺得「天佑台灣」，我也相信如此。但是身居其間的我們，就會讓我們不禁想起：既然你那麼不喜歡他，為何不把你的感覺表達出來呢？這就是台灣的民族性，很多時間他似乎按照某一個道理在走，不過這樣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卻隱而未陷。我相信這是長久被奴役後所留下來的後遺症。看到這一群不完全人格者的行為反映，我只是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