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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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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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嘉生 　於　2004/01/29 12:23
Re:總統大選--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三)

大選的意義

如果我們將移民這一個概念從一個人延伸到一個家族，那麼，我幾乎可以說，200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就是一場在地人與要移民者的決戰。

這一場總統大選的意義還要再思索。很多人將台灣這一場選舉當作是政權爭霸戰，或者統獨之戰，可能都不完全正確。我認為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發覺他的深刻意義，每一個角度都將帶來相當有意義的探索喻示。也從這樣的角度，讓我覺得有必要深入探討這次大選的意義。

這是場殖民與反殖民的選舉。透過選總統方式，取代以往的反殖民戰爭，決定台灣這一個前近代國家的命運。泛藍軍的領導高層是如何組成？我們將這一群人的下一代走向深入透析，會發現他們多在台灣以外的地區，他本人及其後代也不準備久居於此。也就是說現在泛藍軍的高層是準備移民的家族群，從歷史角度，這一群人會有權力，是因為國民黨政權自中國移來台灣。權力組織的來源是由外而入，權力組織的終止是移往境外，那樣的政權當然是殖民政權。特別是這一個政黨、政團的政治主張是歸順另一個政權，更強烈展現他的殖民特性。再從泛藍軍和中國的關係來看，一旦他們在2004年取得政權，按照他們的宣示，就會在其任內將台灣納入中國的名義領域裡面，完成形式上和中國合併的動作。中國在某種意義上是泛藍軍的母國，台灣和中國的合併，實際上就是重建台灣和他的殖民母國的從屬關係。因此，由台灣未來命運走向來看，我們可以用殖民與反殖民的邏輯去定義這一場總統大選。

出賣與反出賣的選擇。在前述的殖民與反殖民的選舉中，實際上也隱含出賣和反出賣的道德之爭。因為殖民者在被驅逐、剝奪權力後，都是回到他的殖民母國。然而這一群泛藍軍高層卻不是。他們將財產和子女放在「殖民母國」以外的地區，當他們離開權力，不管是選舉失敗，或是因為年齡制度因素而需放棄官方權力，他們都是移民到「殖民母國」以外的地區。他們並不願意接受在和殖民母國重建從屬關係後的一切人民應享、應盡的權力與義務。這樣的行為根本是不負責任，是一種出賣人民利益的行止。選擇泛藍軍，就是選擇被出賣。

在殖民與反殖民過程中，出現像泛藍軍高層這一種集體個人行為的敗德行徑，並且對其殖民母國展現的不「忠」，就世界史來說，也是一個很新的歷史話題。殖民者對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剝削、荼毒，經常是常態現象，不足為奇。然而殖民者對自己的殖民母國卻很忠誠。不過在台灣的泛藍軍，一方面高唱對母國的忠誠（即令他強調的是文化、歷史面），卻又同時以自己子女的國籍、財產分佈來證明他所說的是謊話。由台灣現有處於除法理上完全獨立的狀態、之前又有兩蔣的強硬民族主義的統治結構，那一群泛藍軍又多是兩蔣時期的忠誠隨附下，他們有足夠的理由要為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權負責，也有足夠的責任要保護這一土地的人民。再從總統選舉這種選擇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方式上，他們更有義務保護這一群人的財產、生命安全。然而他們不是這樣做。他們將中華民國縮結到中國，以歷史中國、種族中國、文化中國的口號，強硬的要走向和另一個中國統一，這也使得兩岸分立狀況由獨立、維持不統不獨的分立到可能統一的三種未來走向，最後以統一的方式終結。這樣的選擇已嚴重違反兩蔣所建立的原則，也違反兩蔣向人民所說，所謂「兩岸之爭是制度之爭」的說法。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他們擬定的政策，卻不承受政策成敗的得失，以自己移民的方式逃避，卻讓支持他們的那一群人去承受一切功過。當然在一切資訊公開的狀況下，人民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任。然而做為一個準備成為或已是國家領導者的人，必須對這樣的國家負起更莊嚴神聖的任務，不能以一般官吏、國民的身份界定他和國家、人民的關係。這種特殊的契約關係是存在所有國家，不是特別對台灣的高級政治人物的苛求。

台灣面臨往前或往後發展的壓力。從泛藍軍希望台灣和中國合併的政策來看，2004年的總統大選具有往前發展與後退的危機選擇。所謂往潛在經濟方面是繼續增加，在社會方面是繼續向著近代國家的方向前進。近代國家是一個國家脫離傳統家族統治、人治的體制，以法治、契約和清楚的條文來界定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並且將人與人間那種絕對關係，變成相對關係，權力和義務對稱對待。那樣的關係和以往傳統、封建、人治的關係不同。中國雖然「超越資本主義」，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但是他們社會結構中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人治優於法治、人為關係冠於法律關係之上的現象，不僅極為充斥，甚至比1945年，已經被日本往近代化國家推動的台灣社會更嚴重。基於這樣的相對差異，和中國的結合，台灣社會發展必然會呈現倒退的現象。這並不能在中國「一國兩制」的保證下免除。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具有國家機能的體制，不管怎樣的「兩制」，都會涉及兩個不同權力體系運作的困難，也會涉及到人員互動後，法律協商的問題。那樣的困擾是1896年，日本統治台灣時，那種相對關係的逆轉。做為主體的母國社會、文化與法治是一個相對落後且封建，他要如何「指導」一個相對現代的「國家」呢？中間還有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如何具備現代統治技術來處理相對先進「國家」與後進地區間的複雜問題？以中國傳統的方式及共產黨以往的作法，並不是讓先進地區更發展，而是中挫先進地區的發展，以俟後進地區追上。這也就是說，台灣的未來發展，極有可能呈現停滯的狀況。

從資訊判斷的角度來看，泛藍軍高層絕對比一般民眾有更充分的訊息，瞭解統一後對台灣社會的衝擊。而且他們也曾是這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他們有義務、也有能力，要充分、明白告訴國民他的政策對整體國民有何重大衝擊，但泛藍軍並沒有提供有關這一方面的訊息。我們並不是苛責泛藍軍，輕縱泛綠軍。泛綠軍雖以獨立為主，但目前所談的論點卻是維持現況，在可見的未來，在中國的武力威嚇下，大概也不敢貿然宣告獨立，所以泛綠軍國家政策是沿著現況在運作，不是改變政策，並沒有要提供改變政策下，人民要承受不確定狀況下的衝擊問題，所以他們沒有提供訊息的壓力。

泛藍軍高層目前所呈現的「移民」現象，與泛綠軍表現的在地風格，也讓他們在展現各自擬定國家政策的意義上，出現經理人與資本家的「你們」和「我們」的不同本質。由於泛藍軍假定在掌有政權後，不管如他們所推動，於可見的近期內，和中國統一，或是一段時間內維持現況再談統一，他們準備移民的心態與作法，使得他們在台灣所做的努力，基本上對他們並不是獲利者。這樣的國家機關操作者就有如一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一樣，他只是這一個企業聘請來的經理人，卻不是這一個企業的擁有者、資本家。泛藍軍是為「你們」人民在奮鬥。泛綠軍卻不是。因為他們準備長久居住於此，所以他們在台灣的經營、努力，都將使自己及後代蒙受利益，這樣的國家機關操作者類似資本家，他們享受到好處，是為「我們」人民在努力。這種「你們」、「我們」的差異在先進國家中，就已經被許多企業經營學者認為，對企業政策具有絕對性的影響。就像台灣這樣相對後進國家來說，就更明顯了。經理人在經營心態上，掠奪比永續發展的心態強太多了。遠遠不利這一個國家、人民的未來。我們就國民黨在政黨輪替前後的黨產經營差異就可以瞭解。政黨輪替前的國民黨，因為堅信政權還會在他們手中，因此對黨產、股票持有的方式是長期經營。但是在政黨輪替後，因為有黨產歸公的壓力，因此進行許多大規模的脫產行為。用這一個角度比喻，泛藍軍領導階層都已經準備移民了，他需要在這一塊土地上投入長久心力嗎？核四對台灣這一塊土地的傷害顯而易見。但一個核四停建案會讓原本死對頭的連宋和好，甚至聯手選總統、副總統。然而為了核四問題，林義雄卻喊出「應該落選的，也要讓他落選」，指責陳水扁總統不能堅持核四停建。用他終生奉獻的政治理想、不怕他數十年來在政壇的各種人情壓力糾纏，去換取廢除核四能夠實現的機會。

大選的人文意義，可能是討論台灣人到底算不算已經近代化的現代國家的公民？平心而論，李登輝時代雖然再推動民主，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他的處境，他並不能主動將權力直接交由人民，這樣會引發國民黨舊時權貴的疑慮。李登輝是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權力鬥爭，藉機將權力下放給人民。所以國民黨時期許多的白色恐怖的威脅、監視機制，在李登輝時期，除非被人民發現，否則很難清除。我甚至懷疑就算李登輝自己，也不一定願意將這一種權力中的監視機制放棄。2000年的政黨輪替，重點不僅在宣示陳水扁時代來臨，同時也宣示一個更強有力的在野黨出現。他們深悉國民黨體制的各種反民主、人權的機制，這些機制目前落入陳水扁手中，唯有將他們廢除，才能有對他們更公平的競爭條件。所以過往的4年，也是台灣走向更公平、人道、沒有被白色恐怖的四年。然而原本的機制尚未完全清除，原本執行監視威脅的人員還在公務系統，一旦泛藍軍再度掌權，原有的機制就有很大的機會重新降臨。特別是透過要統一及鞏固和中國統一的口號中，更能讓這一群原來執行這樣機制的人更專注的進行。而從中國共產黨的特性，支持泛藍軍推動那樣的機制，也是增強他們以後控制台灣的能力。這樣更加強2004年總統大選所蘊含的意義。那已經不只是政黨輪替的問題，也不是統獨的問題，而是要不要做「人」，受「人」的待遇的問題。

甚麼是「人」？可能每一個人定位不一樣。但是在現代文明洗禮後的人，應該會瞭解，那是一種自己掌握命運，自己決定前途的生活方式，簡單的說，那是一種享受當「主人」的感覺。用台灣現在的狀況來解說，我們現在的經濟或許不好（其實我不認為），但是我們可以叫、可以罵，可以不爽、甚至不責任的攻擊政府、要求政府提供一些協助，增強我們謀取較好生活的功能。陳水扁及其以降的公務人員，也在我們謾罵下，一一的依法想辦法幫我們解決。在這整個互動過程中，我們就像主人，很當然的將心中的不滿講出來，要求別人提供相應的服務，我們這樣「囂張」，卻不用怕政府施用公權力進行合法、非法的壓迫，也不用對政府委曲求全。這種自由的權力貫徹到許多地方，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等等方面，而且很明確的在施行，不像以往只是寫在憲法紙上的宣示而已。從2000年到2004年，我們剛離開「非人」生活才四年，現在就透過選擇泛藍軍的方式，表示要重新回到非人的生活中嗎？認為那樣的生活比較適合我們？那我們是奴隸慣了的一群人。尤其在所謂經濟不景氣下，人民生活相對叫苦，泛藍軍以經濟因素訴求，希望我們支持他們，這放置在他們的政見結構中，正反映出經濟決定論的狀況，我們只要經濟好，其他的待遇都可以不管。這也就是說只要一個政府能滿足我們生物性的維生本能，他就是個好政府。請問我們是人？還是畜生？

華人世界的政經選擇，是會被西方人看不起的。華人世界中的三個經濟最發達地區：香港、新加坡和台灣，正呈現一種迥異於西方經驗的政經選擇。綜觀全球高所得國家或區域，除了一些仰賴天然資源，成為富國的阿拉伯國家以外，香港和新加坡是最沒有政治自由的國家。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成長都很亮麗，但是他們的政治自由卻被強烈戕害。香港由有法治自由，沒有政治權力的英國殖民地，變成有法治自由，沒有政治權力的中國領地，同時他的自由也在北京一步步的緊縮政策下喪失。新加坡則是自始至終都是李光耀獨裁政權。新加坡的現象說明西方人那種「經濟起飛，政治自由就會來臨」的現代化理論是錯誤的。香港的例子說明面對這一群華人，只要給足夠的經濟好處，是不用管他們的其他偏好。台灣的政局變化在檢證：就算給你們政治權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們有能力、有信心過著民主國家國民的生活，你們敢嗎？你們願意為民主犧牲一點點經濟損失嗎？即令這樣的損失可能只是短短的幾年現象而已。

我們不能，中國能嗎？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地區是華人世界中被現代文明殖民過的地區，也是被近代化後的地區。這三個地區如果在發展的試煉下，一一放棄民主，回到只要經濟好就好的選擇模式，那封建性更強的中國怎麼可能呢？某種程度也宣示近代文明所揭示的「人道」，並且經由政治選擇來保障、促進的「人權」，若要在華人世界施行，那將遙遙無期。2004年的總統大選放置在華人世界，就呈現那樣的意義。

2004年的選擇也是一種統一與民主的選擇。有關這一方面，我在獨語的上一篇已經提到，在此，我要談統一和民主的弔詭關係。統一，是在排除敵對政權勢力。也就是在強化單一中央政權的力量。民主是讓政治權力交給人民，甚至經由人民自由選擇，會讓掌握中央權力的人，由特定的政黨、個人與團體，變成競爭的政黨對抗機制。中央的權力大小並沒有改變，但施用中央權力的自由會被民意制約、甚至被瓦解，例如設計出一個地方分權的政治體制。所以統一和民主有相當程度是對立的。現在在華人世界的信仰中，若統一優於一切，那是在強化中央政治權。假設這一個中央政權又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下運作，那麼，支持統一就是在削弱民主力量，而在統一之後，原本的專制力量也不會釋放權力出來推動民主，反而因為統一使得中央的力量擴張，更強化他們壓制民主的力量，這等於推遲民主社會建立的時間，甚至捏死民主誕生的機會。因此當泛藍軍強調要統一，以民族統一（我是認為那是種族統一）為訴求時，也等於在說，要讓中國的民主更加遙遙無期。這一點在泛藍軍高層人士的思考中，也許並不存在，但是許多支持泛藍軍的在台中國人卻必須深思，獨裁專制的中國對中國人民的意義在哪裡？是國家重要？還是人民重要？實際上泛藍軍高層都很明白，統一等於宣告台灣民主死期進入倒數階段。他們的子女早就疏散到其他民主國家了，但是各位支持連宋釉無力移民的人呢？

坐在書房中論述總統大選、民主，窗外的景色是一片乾冷。濃密的雲遮住了太陽，讓這天氣變的陰陰冷冷，像極了手術房中，醫生手中的手術刀，乾淨、潔白會反光，這把刀看似可怕，但他卻可以救人，然而救人的方式卻以殺人的方法進行。在解剖台灣政治現象時，我心性的變化是很奧妙的，我的腦袋要冰冰冷冷的，分析時的邏輯有如手術刀，潔淨不帶一點點細菌，刀法要乾淨俐落，不要嵌進太多的感情，在合法的授權地，手術房，進行不合法的殺人行為，解剖的對象是我熱愛的人民、國家。我不能有感情，卻也忍不住要為解剖過程中噴出的鮮血顫抖，那血，有我父母的、有我妻子的，有我兒女的，有。。。我鍾愛這一片土地、人民的鮮血，但這樣的行為卻是必要的，以殺人來救人。

在3月20日，假如連戰、宋楚瑜當選，我不知道要怎麼告訴我的小孩，「兒子、女兒，好好讀書，爸爸和媽媽會努力工作，準備一筆錢，讓你們去國外安穩的讀書，然後在那個地方安身立命。」
有人會說我悲觀，但是連戰、宋楚瑜在讓他們兒女取得外國國籍、置產時，不也是這種疼愛兒女的心情嗎？「爸爸和媽媽讓你取得外國國籍，就是要遠離台灣戰火，被共產黨統治的悲劇。」
兒子可能會這樣問我：「爸爸，為何我要準備移民，我們住在這裡，有阿公阿嬤，也有阿伯、阿叔和姑姑，也有舅舅和阿姨，我為什麼要移民呢？」我要怎麼回答？

如果我告訴他因為2004年，我們選出一個主張和中國統一的總統，所以為了避免你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所以要你出國移民。他會問：「那你們當年為何不努力讓那一場選舉獲勝呢？」

我要怎麼說呢？
我們以前都敢喊反攻大陸，現在不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竟然怕起共匪？怕到要投降？

要獨立也許很困難，但是要讓中國統台灣，卻是很容易。難道在危急之際，阿扁不能宣布和中國談判統一，以避免戰火嗎？選阿扁可以包括連宋的統一選項，但選連宋卻沒有包括阿扁的獨立或維持現況的選項，選哪一個比較好，不是很明顯嗎？

阿扁連喊獨立的口號都不敢說，連一個別人不可以將飛彈對準我們的公投都不敢講的清清楚楚。你說他敢挑起海峽戰火？

中國連跨海攻擊的能力都沒有，隨便一兩句恐嚇的話，你就嚇得要投降？

選連宋，台灣的軍隊怎麼會決心為保衛台灣而戰，人家的兒女都安全的在美國當王子與公主，但我們就要替他們死？

中國統有台灣，還是將台灣當作是前進太平洋的軍事基地，是碉堡、是戰爭要打擊的對象，投降中國，只是讓台灣從被中國的飛彈瞄準，改為被美日的飛彈瞄準而已。難道中國的飛彈比美日精確？

這一切，都是我無法回答兒子的問題。

難道當別人的奴才，比自己當主人好？
難道我們會相信，統一之後，中國會將貧窮地區的資源無償的、低價的轉給我們這些外人使用？

如果統一真的那麼重要，那以前就乾脆和中國統一，
何必有數十年的對峙和緊張。何必花那麼多錢在軍事競賽方面？
何必採取徵兵制，養一大堆軍人？
如果統一那麼重要。為何連宋不讓兒女被統一。

我不知道要怎樣面對我的兒女？
難道
難道

更何況，更何況，他僅僅只差幾％的選票而已。

>>「至少可以慢四年啊！」

人就是那麼簡單。在總統大選逐漸到末期，藍綠雙方的支票都拼命開，愛台灣、賣台灣的論點也是滿天飛。讓人目不暇給，無法辨識正誤。其實選擇並不難。根據自己最有利的條件，想像自己如果是總統，面對中國的壓力與誘因，要如何解決？連宋說要一中屋頂、海峽和平、兩岸三通等等下推動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我想請問假如他的說法成立也實踐，請問連戰的總統會是總統嗎？如果連戰承諾五十年後兩岸統一，請問五十年後你的子孫會在哪裡？他的子孫會在哪裡？如果仔細剖析連戰左右的人，他們的兒女所在地、國籍和資產分佈，就可以知道他們對他們這樣的國家安排，將以甚麼心情去承受決策後的利弊得失。你如果是總統，請問你會不會採用那樣的決策呢？

連戰總統做得到的，陳水扁總統也做得到。但是陳水扁總統要做的，卻是連戰總統不敢做的。檢視連戰的總統政見，陳水扁都做得到，投降，誰不會呢？要三通，一聲令下就可以，中國也滿心歡喜，海峽對峙也會減緩，誰不會做呢？「一中共識」，如果台灣的國民要，需要連戰嗎？不僅陳水扁做得到，我想我們任何一個人去做都會皆大歡喜，那也滿符合中國的希望。但為何不能接受呢？因為「一中」成立，那只要本國國民在中國發生問題，就是適用中國的國內法，不是世界的國際法。只要台灣海峽出問題，就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是國際問題，美國、日本都沒有講話、派兵的餘地。台灣就只能自己抵抗中國，自己挨子彈。請問那時你的小孩、兒孫在哪裡？那時連宋的子女又在哪裡？如果中國統有台灣，台灣必須接受所有北京的政策，不管公平不公平，請問那時你的子孫在哪裡？連宋的子孫在哪裡？

當然有人會說連宋也說愛台灣，如何分辨呢？請問各位，如果你你愛某一個東西，卻損害自己兒女的重大利益，請問你要不要？陳水扁和連宋在此就可以這樣去判別。連宋已經將自己的子女移民了，愛台灣卻損害他子女利益的行為，他們不會做。但是陳水扁的兒女在台灣，愛台灣與兒女的利益是一致的。

愛這一塊土地、人民的人，是讓人民過最好的生活，準備移民的，是將台灣賣最好的價格，然後將好處送到子女的所在國。

這首歌原唱者是長青歌手文夏的拿手曲，聽他唱這一首歌，再想想他被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被迫必須流浪到東南亞演唱，才能謀生的情景，我想他唱這一首歌時，心中的感受一定很深。類似歌手被迫流落國外唱歌的，許多老一輩的台語歌星多有經驗，我想洪一峰在日本唱「淡水暮色」時，心中的感受應該也可以用「黃昏的故鄉」去描繪吧？

第一次聽別人現場唱「黃昏的故鄉」，是有一年立法委員選舉時，在政見會聽到邱垂貞在唱，配合著當時剛從海外「閃」回台灣的蔡正隆博士要進場演講，那種海外遊子歸鄉的思鄉心情油然產生，不禁讓我泫然淚下。

「有聽到ㄚ母ㄉㄟ叫我ㄟ」。

我想「ㄚ母」傳遞了以鶴佬語為母語的語族，心中那種與祖靈聯繫的心。

。蔡正隆博士後來被強制「送」回美國，不久，證實得到癌症，去世，葬在美國。
ㄒㄧ邊山
ㄒㄧ條溪水
總抱得咱e夢
我想蔡博士臨死前的，眼睛應該是眺望太平洋那一邊的一個島嶼，耳際會傳出這樣的聲音：
ㄒㄧ邊山
ㄒㄧ條溪水
總抱得咱e夢

彭明敏教授的「自由的滋味」，有一段寫得很好。他描述他準備要逃亡時，先回到高雄老家，和他的母親做短暫的相聚。

「這時，要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了。監視我的特務們已習慣於我南下高雄，因為我在過去也到過好幾次。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梯。我這次去看她，決定給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電話跑上跑下，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去叫電器商安排這件事。然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須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著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沈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從一次看到她，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稍微溫暖一些。以後才瞭解，那時她正在努力抑壓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
彭明敏在逃亡的那一天，
「最後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要佯裝冷冷靜靜，若無其事，非常困難，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當我的兒子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我把他們叫過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他們覺得很迷惑。當我向他門（們）道晚安時，其實我自己心裡卻在說「何時再見？」了。」
」
看到這些，
我ㄟ心肝ㄟ乾苦
我想彭明敏教授在美國，心中所想的，應該是
有聽到ㄚ母ㄉㄟ叫我ㄟ

應該是

ㄒㄧ邊山
ㄒㄧ條溪水
總抱得咱e夢

也許有人說如果蔡博士、彭教授不要從事政治活動就好了，但你可知道，他從事的政治活動其實和現在我們不爽阿扁政府，天天照三餐罵的情形一樣，你覺得過份嗎？就算把範圍在縮小好了，文夏、洪一峰都只是以唱歌、作曲謀生的演藝人員而已，他們搞政治嗎？洪一峰一生被打壓，但一直到解嚴、民主化十幾年了，還是不敢和政治牽上一點關係，替為他爭做人最基本的生存權的政黨站台，他政治嗎？文夏和洪一峰一生從事非政治活動，但政治困擾始終跟在他們身邊。

我看過「搶救雷恩大兵」，那也是一位泛藍軍友人推薦的。說真的，我很怕戰爭，一向膽小、心軟的我，連看到小孩在哭，心中都有點不忍，更何況是戰爭呢？看完令我心中震盪的「搶救雷恩大兵」時，我在想，如果沒有希特勒，就不會有雷恩兄弟的戰死，及雷恩的危機。這也應該是史蒂芬。史匹柏編導這一部片子的主題之一。戰爭真的很可怕，因此引發戰爭的人真的很可恨。

1930年代，希特勒當權，要把所有日耳曼人全部團結在德國的領導下，先併吞了奧地利，然後經由慕尼黑會議，在英國、法國同意下，又併吞了捷克的蘇台德區。隨後在他決定攻打波蘭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原本期待在慕尼黑會議後，歐洲將會出現和平的政治家、知識份子都非常失望，先後捲進這一場世紀大戰。雷恩的故事，只是這一個大時代的小故事而已。人，在戰爭當中，又算得了甚麼呢？

我在想，如果希特勒在要併吞奧地利，奧地利人在公民投票時就全面反對，也許就可以阻礙希特勒的野心，德國最後也不會生靈塗炭至此。周遭的國家也不會捲入這場紛爭。公民投票加入德國的奧地利，也沒有因此獲得和平，他也是飽受戰火摧殘的國家。

陳水扁做了甚麼？只是將中國以武力對準台灣，這一個事實講出來，然後希望公民透過投票，表達人民心中的想法而已。如果連這樣的事實都不准講出來，請問我們還能夠講甚麼？德國併吞奧地利是經過公民投票，讓奧地利人表達同意被合併的意願，我們卻連講別人對我們不友善的話，都不准講，這是不是太過份？如果講這種話都會引起中國的武力相向，那中國就比希特勒更霸道、粗暴了。這樣文化統治下的國家，你相信台灣若是不言不語，甚至自願被中國統治，台灣會和平、安全嗎？

請您不要停筆。我在美國，聽到很多台灣人在美國為台灣奮鬥的事蹟，
像蔡正隆這樣的台灣人，還有很多很多，是這些前輩無私的付出與犧牲，
讓台灣人能有現在的享受，而也是這些前輩的故事，不斷地燃燒著我的
心，讓我現在即使家庭事業一事無成，自己謀生都還有問題的情況下，
還是要一直花時間寫文章，要想辦法多喚醒一些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
要走，而前輩們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身為他們奮鬥犧牲的受益者，
我們有義務把艱鉅的責任扛起來，有義務把台灣人「壓不死的玫瑰」的
精神傳下去。我相信，您比我更瞭解這些，因為在網路上，您一直是個
「燃燒我心中的火把」的人之一。

別人我不知道，對於南兄曾經發表過的不少文章，我自已就深深受到感動… 雖然素眛平生，我能說的很有限，但這是我的內心話…

>我本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不動筆寫有關政治方面的文章，現在猶疑了。

您給小弟的感動, 應類似 Dr. Tsai 給你的感動吧!?

我已經偷偷地未經您許可 (I supposed you would not mind) 傳閱您的文章給我的親朋好友好長一段時間, 因為您的文章常常是把我在腦海或心中的一些我自己無以名之的幽微想法與感受, 鮮明地呈現出來. 那是很深的智識上的滿足與情感深刻的昇華的喜樂. 另外, 您的見解與先見, 也是鼓勵我繼續
出力為台灣的公義而不寂莫地前行.

在這裡, 看到大家對台灣的愛, 實在很窩心.

但是, 我也擔心南嘉生兄是否會在心智上太勞累. 我們會不會對南嘉生的文章需索無度?

明瞭理性的侷限，使得理性能運行得當，確實解決人類的難題。這被視為知識份子在西方「啟蒙時期」的最大成就。

討論投那一票是否正確，要經過多個角度去看，是政治，也是經濟制度問題。

政治方面，傳統政治所以要以流血殺戮的方式進行改朝換代，就是他缺乏一個可以和平改變政治矛盾的機制。要建立那樣的機制，並不是一句話換政府就可以，他必須要有一個足以取代現有政治運作的人才和機制的組織，才有可能，這就是政黨，一個有別於執政團隊的一個組織。同時這樣的組織，相當程度上是以取代執政團隊，所以他不僅要執政，而且要和現有的執政團對有明顯的差異。如果他不準備執政，那如何給執政者壓力，壓迫執政者改變幾的缺點，以避免權力被取代。如果他們與執政團隊的政見沒有明顯差異，為什麼要換執政團隊呢？在這樣的基礎下，執政者當然會盡量減少反對黨的執政磨練與機會，他們的社會也不會完全相同，徒讓人民可以在兩者之間有投機、「站高山，看馬相踢」的機會。許多人民介乎在政黨鬥爭間，經常是小心翼翼，以免得罪重要的政治勢力。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任何一個長期的在野黨，都不容易有足夠的人才在一執政的時候，就已經ready了。特別是在共產黨組織管理下的國家，他的在野黨有能力如此。民進黨的not ready其實是正常的。

在共產黨組織管理下的國家，他的在野黨如果要ready，除非是執政黨分裂，然而那樣的分裂，他的社會關係與內在的組織問題，經常是互相重疊。分裂，只是削弱執政體制的力量，卻不一定會帶來新生的氣息。蘇聯轉化為俄國，雖然產生權力體系的重大變革，然而整個領導體系也是出自原來的共產黨，俄國總統葉爾辛本來就是共產黨的高級黨工，在權力對抗下，以民主為口號，硬是將戈巴契夫的勢力打垮。葉爾辛所帶來的新時代，只是崩解原來共產黨權力體制，所散射的活力而已。離新朝代、新氣象還有遠遠的一段距離。葉爾辛的接班人，普廷的掌權，就充分展現出舊官僚體制的風格，他精明幹練，但是他卻相當程度利用共產黨那一套社會控制的機制，掌控整個社會發展，這是他所熟悉的運作體制。「精明幹練」就算在共產主義社會，也會出現那樣的官僚，那是個人能力問題。後者才是葉爾辛民主改革要去除的重要問題，但他卻殘存，而且還繼續滋長。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推測，在普廷任滿下台後，他的接班人也是依共產黨運作的精神，用類似接班人、指定團隊的方式在進行，這樣的方式在本質上已經和民主有相當大的背離。我們甚至可以說葉爾辛的民主將逐步走向死亡。好不容易出現的民主史詩，也因此寫下不完美的句點。殊屬可惜。

宋楚瑜的脫黨競選類似葉爾辛的民主，也同樣自舊官僚體系中分裂出來，和葉爾辛相同，擅長美麗的語言和精巧的政治身段。如果他在2000年當選，他同樣會有堅強的執政團隊，也同樣會高喊民主改革，但那是一場失敗的政黨輪替。因為宋楚瑜整個執政團隊和連戰的團隊，只有權力鬥爭下的人事差異，並沒有本質不同，當然整個運作的精神也不會有重大改變。最後，整個社會將重新回到沒有蔣經國的蔣經國白色恐怖時代。非常報導事件的恐怖氣氛，只是牛刀小試而已。

從前面的分析架構中，選擇陳水扁最大的意義在民主方面，就是確保自李登輝時代開啟的民主改革得以持續、深化。並且在民主改革中，進一步確立對土地與生活在這一個土地上的人民的認同。實際上，在2000年大選中，陳水扁的政見主軸，本身就是政治問題，透過政黨輪替，將國民黨執政五十年的政治社會問題一併解決，並且進一步透過政黨輪替，深化民主。從這一個角度來看，陳水扁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執政不僅替台灣建立一個新的執政團隊，也替台灣樹立全世界最堅強的在野監督機制。

在這個執政、在野互動的過程中，台灣和平的、一步步的拆解國民黨以往留下來的惡劣統治體系，包括他綿密而見不得光的社會財務網絡。這個過程中，台灣的政治人物操守逐漸清明，因為只要有問題，就會被在野黨、媒體追究下，在這一個全世界有名的貪婪、精專的野黨-泛藍軍的監督下，要貪污也很困難。從政治的角度來說，這一次的政黨輪替應該算是成功。這並不是說民進黨不會貪污，而是民進黨執政團隊的貪污問題，都會被正視且用心解決。
前述有關貪污的論點，會被用來引證最近發生的陳由豪事件。然而我們的推論也沒有問題。
第一， 陳由豪先生是泛藍軍的金主、政商關係密切，這是政壇大家周知的事情。到底陳由豪先生所捐的錢是捐款或是賄款，我想一個身為泛藍軍對立立場的政治人物都會仔細評估。陳水扁如果沒有這樣的能力，也就枉做政治人。
第二， 陳由豪事件若在國民黨或泛藍軍執政時期，那是絕不為會爆發的，就是因為陳水扁不就範，不掩護陳由豪的利益疏通，才會出現現在的陳由豪事件。由這一件事情反證前面那一點，陳水扁沒有接受陳由豪的賄款。至於說和別人的往來互動，基本上沒有意義。因為並不是互動出問題，而是金錢方面的問題。
第三， 陳由豪先生和藍軍的關係極為密切，他現在抖出來的陳水扁「貪污」問題，但他卻絕口不提他和藍軍的綿密關係。他是宋楚瑜先生本來再興票案中要找的長輩，也已經和國民黨打點好了，有關大潭發電廠的綁標廠商，他中間的利潤粗估有1500億之多。這兩方面都遠比他顯露出，與陳水扁有關的金額多太多。上述還是已經曝光的部分，若深究尚未曝光的，那應該極為驚人才對。
第四， 政商關係不能做為指責陳水扁的標準。說到政商關係，連戰家族的政商關係遠比陳水扁複雜，金錢往來也繁複，以他們這種世代為高級公務人員來說，規避瓜田李下的問題更重要，但是就沒有聽到有人指責。陳水扁從一個律師發跡，再往政治方面發展。他那種身份本來就容易有很多商界朋友。為何大家不以一個商界律師的社會關係去看他呢？反而我們放縱不應該有繁複商界關係的公務人員連戰，卻苛責應該會有商界關係的陳水扁律師，這在邏輯上根本不合。

由前面分析，2000年，選擇陳水扁當總統，基本上就是正確的選擇。選擇陳水扁才能解決台灣當時的問題，也才能為以後的政治發展鋪路。

我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中，在網路上寫了這麼多文章，終於持續到距離總統大選投票不到三天的時間。很想繼續再寫，寫什麼呢？想一想，在這樣的時間中，寫再多也沒有多大功能了。想講的都已經講完了，現在只有信心，只有對神的信心、感恩，與對人民幸福的期待所產生的愛，在320的投票中，我相信神會看到誠信勇毅敦厚與謙樸的人，這些人會受到他的照顧與榮寵。

拜讀大文，感觸很多，尤其，讀到所謂

《《我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中，在網路上寫了這麼多文章，終於持續到距離總統大選投票不到三天的時間。很想繼續再寫，寫什麼呢？想一想，在這樣的時間中，寫再多也沒有多大功能了。想講的都已經講完了，現在只有信心，只有對神的信心、感恩，與對人民幸福的期待所產生的愛，在320的投票中，我相信神會看到誠信勇毅敦厚與謙樸的人，這些人會受到他的照顧與榮寵。

普降甘霖，旭日再昇，萬物傳芳，吉徵湧現，天佑台灣！ 》》

以「天佑台灣」作結，也很感慨。
想到您所稱「我本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不動筆寫有關政治方面的文章，現在猶疑了。」我想您確應該休息一段時候，如果您覺有需要的話。
因為，您的文章讓我想起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軼事，就個人的經驗，時代應該沒有那麼緊迫，沉穩些，路很長，要走一輩子、兩輩子，把獻給拿破倫的字樣劃掉，可能更能啟示更多永恆的意義。

泥土敬白

品味和風範
在320的晚上，一個理性的泛藍朋友來找我，我邀他到書房坐，特別泡煮咖啡請他，他笑著說：「這好像不像你的日常習慣。」我說：「是的，因為我們今天要說話的主題有太大的可能和西方文化有關，泡茶，無法展現布爾喬亞的風格，沒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他笑了。

停了好久，朋友說：「這次阿扁勝之不武！一個總統大選，輸贏才不到3萬票，實在是 」他說不下去。

我也停了一段時間，我問他：「你認為阿扁應該贏多少，才叫勝之有武？」

他停了很久，都沒有說話，我只好問他：「民主選舉不是最多的取勝嗎？這是小學民主教育的第一課。」

朋友說：「但是得票實在太接近。」
我說：「如果阿扁這一次輸這樣的票數，請問你會不會這麼說呢？」他沈默好一陣子。

我說：「什麼叫不接近？只要你能定下一個標；在選舉前就公布，這一次的結果又在那樣的標準內，我就接受連戰的說法，這就是法律，這就是遊戲規則。但是你覺得連戰的發言是一個準備當國家元首的人，應有的發言嗎？虧他還當過副總統、行政院長，也是一位政治學博士，他連民主選舉ABC都不合格！」

朋友說：「你不覺得槍擊案和槍傷時間有蹊蹺嗎？是不是有操弄選舉之嫌？」

我停了一陣子，然後我從抽屜中，抽出一篇文章：「阿扁，你辛苦了」，給他看，一邊看，一邊聽我說：「甚麼叫做公平選舉，實際上是很難定義的。你不覺得台灣在這過去的十六年，是在矛盾對立下運作著嗎？你看的這一篇，只是在說明阿扁過去四年的苦痛而已，遠的不說，你覺得過去一年，台灣社會對阿扁及民進黨友善嗎？阿扁做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被媒體罵，然後成為人民的信念：阿扁很差！但是，你也清楚，電視台方面，中視、華視、中天、TVBS、東森、三立、年代、MUCH等都是藍軍，電台方面，中廣、飛碟巨型廣播網都是藍軍，這個就是兩蔣國民黨留下來的文宣體系，你認為這是公平的嗎？我們就算把範圍縮小，人家綠軍連一個黨營的電視台都沒有，但是國民黨可是擁有中視這一台無線台和中天有線台。這樣的競爭條件怎樣？人家綠軍甚至連黨籍公職人員的電視台、電台都繳械，國民黨呢？」

朋友說：「但是槍傷對選舉影響真的很大！」

我說：「陳文茜不是說那是假的嗎？他所宣稱的獲得消息的管道，實際上，你也知道，如果不是他編造的，就是國民黨提供的訊息，國民黨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弄出那麼多的「內幕」，為何選前國民黨不喊選舉暫停？再者，如果槍擊不準，打死阿扁呢？為何連戰不設計被打一槍呢？連戰說那一槍，疑雲重重。我就要問，國民黨搞人、亂搞、編造新聞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同時他們也是選舉老手、所以特務國安系統都有他們的人，阿扁如果真得玩，我相信當天就有人會出來指控、有證人出來修理阿扁，然後整個選舉翻盤，阿扁要玩過國民黨，比骯髒步數，阿扁還差的遠。」

朋友說：「但是他為何沒有受重傷？還能自己走進醫院？為何要送奇美醫院？為何要阻止檢察官去問話？」

我說：「你講的話我都聽過，我舉一個例子，1969年，蔣經國訪美，在紐約，被黃文雄打一槍，差點中彈，蔣經國還能面露微笑。你怎麼解釋？難道黃文雄是國民黨收買的殺手，到美國去演戲嗎？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如果阿扁這個事件發生在兩蔣時代，我相信一定是軍用飛機送他們回榮總、檢察官連屁都不敢放，至於榮總內要怎麼捏造情形，誰也不敢質疑。台灣這一些媒體為何對我們現在的總統何其無情？你說檢察官問題，如果你有常識，你應該會知道，當事人在危急時，應該是先醫療救助，還是讓檢察官去問話呢？」他沈思很久。

我又說：「陳水扁如果這一槍被打到躺著，他們也會說不要選一個快要死的總統。陳水扁如果一點傷都沒有，他們說這一個槍擊事件是假造的。反正他們先決定要在文宣上，讓阿扁落選，其他的理由自己找。」

朋友說：「如果這槍擊案是假造的呢？」

我說：「那就請你先證明假造吧！在槍擊案這一時點上，你很強烈的認為不公平。但是你是否想到，過去四年的泛藍軍修理阿扁，他們公平嗎？台灣社會對待一個能力雖然有點生澀，但很努力做事的政府公平嗎？就算將時點縮短。陳由豪事件對阿扁公平嗎？所有偏統派媒體聯合一個事證確鑿的經濟通緝犯，來修理一個認真執行國家法令的總統，這樣的動作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連戰，你能夠相信陳由豪事件背後沒有泛藍軍操弄嗎？況且這一個通緝犯所做的犯罪事情就在連戰他當副總統時間，也和連戰、宋楚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最後我說：「你說阿扁勝之不武。對！民主就是勝之不武。因為他要用數人頭的方式來取代砍人頭的方式，如果用武，就不是民主了。至於兩者差多少你才會服氣？那是你個人的感覺，個人的感覺不應該凌駕在法律之上。輸贏本身應該要先問法律的遊戲規則為何？今天晚上，連宋由於心中不滿阿扁勝之不武，因此要「輸之不文」，那民主就報銷了。我只能說，連戰一生毀了。一個人爬到某一個階層後，締造他的成就的，經常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智慧和道德勇氣。我不認為林義雄先生的能力是目前政壇中最強的，但他卻是最受景仰的政治道德人物。政治人物這一個名詞，在他手中，被他玩出了品味和風範。」

第二段 統獨與戰爭
朋友說：「你覺得阿扁連任，會不會搞獨立？」
我說：「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為這是他的最後一戰，如果勝利，他要追求的是歷
史地位，「台灣獨立」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歷史目標。」
朋友說：「那這樣讓陳水扁當選不是很危險嗎？」
我說：「統一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目標，你不認為連宋也有可能為了爭取歷史地位，讓台灣被中國統一嗎？」

朋友說：「統一，我說是和平統一，那至少不會引發戰爭。」
我說：「我知道你心中的疑惑和恐懼，但是，你知道本省人心中的困惑和恐懼嗎？滿足你們的想法，卻傷害85％的人的利益，這樣好嗎？我們也怕戰爭，這一點你應該對我很清楚，但是我們需要為了這樣的恐懼，而放棄了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嗎？」

朋友說：「如果台灣不獨立，就會引導中國民主，到時我們海峽兩岸就可以共享自由的生活。」
我說：「你相信中國會民主嗎？」他沈默很久，然後說了一句很小聲的話：「我相信會。」

我問：「你的證據在哪裡？時間多久？」這次他停了很久，都沒有說話。然後朋友說：「你相信獨立會比較好嗎？中國不民主，台灣的獨立也沒有安全保障，沒有意義。」
我說：「面對中國這麼龐大的國家，每一個周邊國家都可以產生這樣的想法，然而這更證實了中國是一個以帝國主義為其本質的國家，和那樣的國家在一起，他會給你民主嗎？與這一個想法相反，日本、越南、韓國都是中國的周邊國家，他們也可以決定自己的政體，透過國際勢力，保護他的安全。」

朋友說：「但是中國一直是台灣為他的領土！」
我說：「兩蔣時代，為何國家可以獨立運作？現在為何國家可以獨立運作？我們可以獨立運作，根本不是中國的允諾，而是中國根本侵犯台灣的武力不夠，國際關係不允許，讓他無力攻打台灣，你說越南、韓國不也是這樣嗎？」

朋友說：「但他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不是！或者更精確的說，中國允許他們獨立，但台灣沒有。」

我說：「然後呢？」
朋友說：「你覺得台灣如果經過一場戰火，他能夠像現在那麼繁榮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經歷一場戰爭，將會使他的社會慢數十年，甚至從此喪失霸權，戰爭，絕對是台灣付不起的代價！」
我說：「如果台灣被中國管呢？」

朋友說：「如果在一國兩制下，他發展他的，我們發展我們的，等到有一天水到渠成，就可以天下一統，共享太平。」
我說：「然後呢？」

朋友說：「你不覺得這樣很好嗎？」
我說：「請你誠實回答我的問題。如果兩岸一國兩制，請問你及你的公司，會以哪裡為發展重心？台灣？還是上海？」
我的朋友沈思很久，很痛苦的說：「我知道你的意思。到那個時候，很多台灣的資金漢人才都會往中國移動，到那時，台灣就算沒有發生戰爭，長期下來，也和發生戰爭一樣，沒有發展。」
我說：「對！我和一些外省朋友不一樣，也和你不一樣，我心中的原鄉只有一個，台灣，我不會認為中國發展多好，對我多有意義。就算外省人對東京發展多好，沒有意義，甚至仇視一樣。如果很多人將「中國發展好」和「台灣發展好」等同視之，我只能說每人的人生態度不一樣。但若是有人認為只要中國發展好，台灣的未來不重要，我可以敬告他，我絕對不同意，甚至認為他和我是不同民族（nation）的人。」

朋友說：「但是戰爭的威脅很難免除。」
我說：「我相信。戰爭既然不可避免，我也不想為了避免戰爭，而輕易犧牲現在的一切。我有信心，只要我們對台灣的發展有信心，對他有認同，我們絕對可以發展出一個適合我們的國家及制度。」
朋友說：「這又和發展戰爭有何關係呢？」
我說：「你相信中國除了拿下台灣，他們甚麼事情都不做嗎？」
朋友說：「中國就是有做，他的國力日漸增強，所以我才主張統一。」
我說：「如果日本人對台灣有領土野心的話，你要靠向中國或是日本？」
朋友說：「為何要靠向日本，我們和中國是同文同種，為何要靠向日本？更何況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
我說：「假如美國呢？」

朋友說：「你怎麼會想到美國，美國和我們的差異很大，做為他們的一部份，說真的，是很沒有民族尊嚴的。」
我說：「個人歸化成為美國人呢？」

朋友說：「那是個人自由問題。」
我說：「個人意志自由的展現，可以尊重，那集體意志自由的展現，為何不可以尊重？」

朋友說：「個人自由，不涉及土地主權，但是集體自由，卻存在這樣的問題。」
我沈思很久，畢竟這個問題很敏感。最後我說：「請問如果這樣的論點可以成立，那是不是更大的集體可以輕易決定更小的集體的土地問題呢？在1950年代，共產國家的老大哥是蘇聯，蘇聯要修理中國，是不是中國就應該被修理？蘇聯要中國的領土，中國是不是要雙手奉上呢？」

朋友說：「但他們是不同民族，兩者的差異很大。」
我說：「你可以用民族差異來強調兩者的關係，我也可以用社會發展提出我的意見。難道我們的社會發展和中國發展就是一樣？難道難道我們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發展就是一樣？難道我們的氣候、人文和中國發展就是一樣？有關這一些差異，我還可以提出一大堆，請問你還認為我們一定和中國一樣嗎？」

朋友說：「如果從血緣和語言方面呢？」
我說：「我為什麼要按照這一個標準，我為什麼不說，按照生物學演化，人類的始祖來自非洲，中國是非洲的一部份呢？」
哈哈哈，我們兩個都在笑了。

朋友說：「如何避開這個「獨立」戰爭呢？這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都要解決的問題。」
我說：「我不是政治人物，我不知道答案。也許你要笑我。隨便你。但是我想問，在北韓有能力發射飛彈打到東京的時候，日本是不是應該接受北韓的勒索呢？也請你去問小泉首相，如何避免北韓丟飛彈打日本，我想他也沒有辦法。台灣已經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防空防護罩，如果連這樣都怕，都要投降。那以前在東歐華沙武力下的德國不是要投降嗎？緊接著法國也要投降嗎？」

台灣nationalism的思維基礎
朋友說：「其實兩岸的關係可以有很多的想像空間，不需要以獨立做總結。」
我說：「我接受你的看法，「其實兩岸的關係可以有很多的想像空間」，不過，「不需要以統一做總結。」」

朋友說：「為何獨派人士一定要將兩岸關係弄得這麼緊張，不能放輕鬆嗎？」
我說：「相同命題，為何統派人士一定要將兩岸關係弄得這麼緊張，不能放輕鬆嗎？」

朋友說：「為何我們會那麼對立呢？」
我說：「因為我們思考都各執一方。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台灣統派的論點都不可信。因為他們的說法一定要北京認可，而北京的底線就是「一國兩制」，其他的，都是台灣統派的囈語，沒有意義。」

朋友說：「難道北京不會改變嗎？」
我說：「那是台灣統派人士要想像的問題，不是別人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與其和台灣的統派對話，不如和北京對話。既然所有的論點都要北京認可，我現在和台灣的統派協商，意義不大。」

朋友說：「獨派的獨立主張，難道沒有轉圜嗎？」
我說：「在我的邏輯推演中，那是不能轉圜的。我所推演的獨派思維，他是從個人對人、環境與土地的情感開始，一步步的往前推。那不是政治思想，而是一種愛。因為我們對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有愛，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好又更好。基於此，我們戮力增加他的好，減少他的壞。很不幸，中國在此時，就是他壞的部分，必須予以清除。」

朋友說：「真的那麼絕對嗎？假如日本要攻打台灣，請問獨派的看法怎樣？」
我說：「中國對台灣，其實也不會一定的壞。只要他肯改過，變成對台灣好的因素，我們也不一定要去除他。例如允許台灣獨立，自由發展。我想中國因素在台灣發展的定性上，就會由壞改成好。日本若要攻打台灣，只要他的負面因素夠強，他也會是壞的。」

朋友說：「你的論點似乎對日本好一點，對中國比較差。」
我說：「不會。我們都是從台灣的好處出發，因此標準都一樣。只是日本現在比中國有可能有更多好的東西給我們，所以我們對他們的貢獻比較有期待。但是本質上，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重點，依舊是最重要的。我們也不是僅以這樣的標準在自我看待而已。如果中國人民能夠當家作主，我們也很喜歡。只是那不是我們的問題，不便介入而已。」

朋友說：「你推論的對台灣的愛，是感性的。這樣也許對很多人是無法感受到的。」
我說：「不對，那是理性的。我們對台灣的愛，其實是基於自私的心。我們希望我們生活的很好，因此不僅自己要好，而且環境也要好，所以我們愛人，也愛土地，總結這些愛，就是台灣愛。」

朋友說：「戰爭就是對台灣的傷害，推動台灣獨立，其實已經違反你的台灣愛。」
我說：「如果我強迫你將你口袋的錢給我，你願意嗎？如果你不願意，就必須要面對戰爭，你認為應該戰爭嗎？還是妥協？你當然想要找出避免戰爭的方式，這也是我的期待。然而，一個聰明的方式不是單方面要求我們自己自我克制。中國方面的問題也要解決。我沒有辦法影響中國，但是我可以尋找其他能增進台灣利益的方法，如果這一切都沒有出路，那我就會評估統一與戰爭的利弊得失。其實在生命意義的追尋上，我會建議一戰。畢竟戰爭固然危險，但難道就因為害怕戰爭，所以要將自己的生葬送在害怕中嗎？」

朋友說：「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那不是兩全其美。」
我說：「不對。你這樣的想法跨越很多的現實現象。如果中國不對台灣動武，那整個亞洲不是很好，你為何不這麼想？現在的問題，最簡單的邏輯是中國要改變現況，而這樣的現況對台灣人民不利。不管他們的一國兩制、和平解放台灣等等，都對台灣不利。如果中國夠聰明，他應該追問他們的一國兩制到底有沒有實踐的客觀基礎？他們最近干預香港的法輪功，不要香港更民主，這就違反的住民利益。台灣現在要怎樣就怎樣，不管公民投票或選總統，都可以自己做，根本不需要中國決定。像公民投票，我們也舉行，雖然答案不滿意，結果不太好，但是我們可以做，這在香港政府，他就不能做了。你說我為何要支持統一？再者，也許你會說被美國干預，很峱種。難道香港連講公投都不能講，他們就不峱種？相對於香港，中國人民就更爛了，請問中國人民有機會像香港那樣嗎？連香港都不如，那就連評論台灣的資格都沒有。」
朋友說：「有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我說：「到目前為止，那一種所謂的兩全其美，不是問我們，而是要問中國。實際上，你也清楚，漢族周邊各民族將會隨著中國經濟生活逐漸好轉，教育逐漸普及，他們的nationalism也將風起雲湧，中國只要應付這一股長期而極為不易解決的各民族nationalism，他就很多事情要做了。解決台灣問題，與其以武力相對抗，不如容許台灣獨立。」

朋友說：「就是因為中國內部周邊民族的nationalism問題，才會讓中國中央不敢隨意讓台灣獨立。」
我說：「中國以拖住台灣獨立，取得反對其他民族獨立的正當性，可以理解。但是他付出去的成本卻是極為昂貴，他必須陳兵東南。」

朋友說：「其實，你也清楚，他的成本並不昂貴！反正這樣的陳兵在平常，也是需要的。只要台灣的教育還是很中國，自然就有一大堆人將台灣資金移往中國，中國付出去的成本不高，收益豐厚，他當然做。」
我沈默很久，然後我說：「你說的正確。的確如此。」

朋友說：「那你認為兩岸和解，除了統一，還有其他答案嗎？」
我說：「我沒有辦法想像，但是你會認為為了解決中國難題，我們就要犧牲自己龐大的利益，這樣的想法對中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很有利益。作為住在台灣的人來說，你認為很正常嗎？」

朋友說：「然而不解決他們的利益，你能夠自虎口逃生嗎？」
我說：「這是台灣人的悲哀。解決台灣自己的問題，竟然解答在別人那裡，要先替別人解決問題，才能讓自己解脫。」

朋友說：「商業不是這樣嗎？作為一個你經常自翔的「偉大的商業民族」，這似乎是台灣人應該要做的天職！」
說完，我們兩個都哈哈大笑。

我說：「我還是認為政治運作的正當性在我這邊，因為不管我們想出什麼樣的好方法，最後還是要由中國人去決定。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會那麼無賴，自己國家問題的解決方法，要仰賴別人去想，他還是大國勒。」
朋友說：「不對。你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才在獨立方案下，進行設計解決方案的規劃。人家中國也沒有要你去設計，人家的方案好好的，就是統一，然後因應台灣、香港需要，所以設計一國兩制，他們沒有要我們去設計。」
我說：「平等權在這一邊浮出來。假如日本說，為了日本人的發展與安全，韓國必須是日本的一部分。你覺得有正當性嗎？」
朋友說：「我覺得沒有，但是韓國要解決自己的危機，就要說服日本放棄併吞韓國。」
我說：「那麼，日本進出，不是侵略中國，也可以在前述的安全與發展的邏輯下，取得正當性？中國要解決自己的危機，就要說服日本放棄併吞中國。」
朋友說：「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正確的。」
我說：「既然如此，美國打伊拉克也可以在這樣的理由下進行。那以前的所有反戰就沒有太多的正當性了。」

朋友說：「可是在中國的想法裡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適用國際關係。」
我說：「那也就是說，在國內體制裡面，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因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求，而在政府強勢運作下，被允許其自然生存的基本權力嘍？」

朋友說：「如果台灣不強調獨立，那種基本生存權並不被侵奪。」
我說：「然而我們的發展權是生存權的延續，剝奪發展權，生存權也沒有意義。只要不殺豬、雞、鴨，豬、雞、鴨也有生存權，你覺得這樣的生存權對人來說，有意義嗎？」

朋友說：「你覺得因為台灣獨立，讓中國的海洋發展被限制，作為一個被視為同一個國家下的一部分，這是合理嗎？」
我說：「『被視為同一個國家』本身就有爭議，不然美國也不敢過份公然介入台灣爭端。那後面的推論就很有問題。實際上，一個國家要擴張，他可以找出許多理由，「統一」只是許多理由中的一個。另一方面，即令在你所說的國內，一部分人的利益要不要被犧牲，也不是靠中央的決定，按照現代民主國家的標準，是在憲法的規定下，取得受害地區民眾的認可，又有相當補貼的條件下，才能進行。」

朋友說：「你的意思是連這一方面也要顧及個人、小團體的利益？」
我說：「是的，就是這一個意思。如果沒有這樣顧全個別個體的思維基礎，任何單獨的小群體，都會被犧牲。我們之所以一直認為國家很重要，國家要如何就可以如何。我粗淺的想法是因為中國太大，我們覺得無法抗衡，不管作為要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我們，或是在傳統中國統治下的中國人民。然而這樣的想法可能很有問題。因為我們是以群體利益來思考，所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當群體的利益會犧牲個別利益的時候，那就各展神通，沒有能力的人就只好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有能力的人就犧牲大我我，完成小我，這是我們文化的常態。我們都認為這種方式是不對的。解決之道，不應該建立在誰應該犧牲，而應該是被犧牲的人，也要有得到補償的機會，而補償在相當程度下，必須和他們的犧牲有等價或約略等價的關係。」

朋友說：「然後呢？」
我說：「法律在這一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前述的犧牲論，必須要在事情運作之前就決定，那是大家約定好的契約關係。政治力對強者、弱者都應該要有約束力。這樣的法律秩序才有意義。」

朋友說：「但是中國的法律就是宣稱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台灣以前也是這樣認定。」
我說：「可是這卻不是經由台灣人民所同意的。就算以前在兩蔣統治下，強迫、無意識的認定同意，也是無效。在這裡，我們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假如以前同意，以後可不可以後悔？按照西方目前的法學發展，有一支是相信可以後悔，但是必須補償。我想這是就民法物權方面引伸的觀念吧。這也就是說後悔獲同意，本身必須付出代價或利得，並不是意思表示就可以。純粹以政治的角度分析政治的分合，卻不以民法的角度更深入探索，可能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尤其當一個人的生命或肢體受到損傷時，都可以避開「殺人者死」，這樣互相犧牲以捍衛法律公平的邏輯，發展出以補償、財產移轉的方式代替傷害，國家與地方的關係，理論上也應該可以在這一方面多加研究、探討才對。用這一個角度去分析，我相信國家內部各地方的分分合合，相當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也相當程度上可以建立一個較為人性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更何況，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根本就不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國民黨的傳統角度來說，國民黨是正統政權，台北是中央政府，除了所謂的台澎金馬自由地區以外的中國領土，都是由叛亂政府所統有。這基本上就不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準國際關係。現在中國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要求兩岸談判，根據國民黨角度，本來就有相當爭議。再者，國際上也不認為這兩個政權是建立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個互不統屬，關係不明確的兩個政權，這樣的政權關係，不適用國際法，當然也不適用在國內法。兩岸不明確的關係，難道不能脫離政治考慮嗎？一個以民法思維為基礎推論出來的新兩岸國際關係，難道不是更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嗎？」

朋友說：「你講的都成立，問題是我們都不是掌權的人，所以沒有用。」
我說：「這種態度是不對的。尤其在台灣更是如此。我一直很不想和中國網友對話，回他們的發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一旦遇到別人的責難，就開始找理由。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就振振有詞，對他們不利的，本人又相對理性，他就會出現你那種態度。我們是生活在台灣，我們有權力，也有機會去影響我們政府的決策，像今天的選舉結果，僅差兩萬多票，這也就是說在選舉過程中，任何一個熱心的朋友，他的拉票舉動都可能改變台灣的命運。這就是一個很鮮活的例子。」

朋友說：「為何你不想在獨立與統一之間找一個平衡點。例如我們和中國簽訂不侵犯條約，在中國的體制下逐步去影響中國，讓他們逐漸民主？」
我說：「然後呢？」

朋友說：「一個民主的中國不僅對中國人民好，也對台灣好。」
我說：「我反對。等到中國民主，我們要花費多久時間呢？」

朋友說：「國民黨統治台灣五十年，不也給了台灣民主嗎？我們可以在互不侵犯的五十年內影響他們，讓民主降臨！」
我說：「如果民主沒有降臨呢？」

朋友說：「世界發展越來越快，越來越像世界村，中國的民主化一定比我們想像的快，這一點你不用懷疑。」
我說：「按照你這樣講，那中國讓台灣來管，不是更快民主化，為何他不要呢？」

朋友說：「你這樣的推論也正確，可惜沒有客觀基礎。他們不會答應。」
我說：「是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人民？」

朋友說：「我想兩者都不會答應。比照兩地區的人口與土地，他們為何要接受你的提議呢？」
我說：「比照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進程，我們為何要讓他統治呢？我的命題和你的命題是一樣的，唯一差別是你是就土地和人口數在觀察。我是按照社會發展的角度。如果我們沒有足夠資料證明，用人口與土地面積比較，比用社會發展進程有意義，那他們的角度就不一定正確。」

朋友說：「你就是要提出一些有利於台灣的比較點去看兩岸關係，你的角度就是和別人不一樣。更直接的說，別人接受的可能性低。」
我說：「你的說法成立。唯一有問題的是你沒有現實意義。」

朋友說：「為何你要這樣說呢？我們的論點剛好矛盾。」
我說：「是的，是矛盾。你是將自己當作是實驗室裡的研究員，研究的對象是這一個社會，你要讓這一個社會按照你規劃的方向走，並且按照別人提供的變數進行「試誤」（try and error）研究」。研究成功，你有成就感。如果失敗，那就在來一遍。但是你卻忘記，你也是這一個社會的一份子，你試驗錯誤，你也會同時受害。簡單說，你是你觀察對象的一份子，你不是在做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研究有很多很難再重來一次。我是台灣這一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堅信如果台灣走錯一步，很難有重來一次的機會。所以我慎選每一個機會，珍惜每一次能夠讓他更好的機會。所以我有現實感，你卻沒有。」

朋友說：「難道我們如果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也很難影響中國嗎？世界村的趨勢並不是只有我這樣認為。」
我說：「如果有人想要讓中國民主，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我會祝福他。我不要。為什麼我們要以「他們好」做為台灣社會奮鬥的目標呢？」

朋友說：「我們是同一個民族，覆巢之下無完卵，我們從小不是接受這樣的教育嗎？」
我說：「如果你說的成立，請問連戰、宋楚瑜的資產與小孩為何要放在美國？為何蔣宋美齡要移居美國？」

朋友說：「你為何老是拿他們做例子，民族大義是看你要不要做，不是別人要不要做啊！」
我說：「我的立論很簡單。你們告訴我的信條，必須你們有實踐，我才會相信他可能是真的。他們與中國民族的關係比我們近，為何他們不為中國民族而奮鬥，但我們就一定要呢？」

朋友說：「他們也為中國犧牲奉獻一生啊！」
我說：「他們子女呢？」

朋友說：「子女自有他們自己的人生啊！李遠哲的小孩也是美國人！」
我說：「他的子女有自己的前途、人生，難道我的小孩就沒有我的小孩的人生？我們是好朋友，你應該是替我的小孩想，而不是替跟你毫無關係的他的小孩著想吧？就算你不替我的小孩想，也應該替你的小孩想吧！」

朋友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我說：「如果你這樣的想法是對的，那他就是小人嘍，你又為何要支持他？更基本的，這句話用在這裡，根本不適當。每一件事情都有人情事理，統治階層、高級官員本來就要比任何一個國民愛國，這是一種不成文的義理。他們做不到，拿一大堆鬼扯的論點在替自己辯護！」
我們兩個都哈哈大笑。
朋友說：「從世界村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化，你覺得怎樣？」
我說：「對我來說，他沒有意義。中國要民主化，中間還有很多重要的關卡要走，任何一條關卡出問題，都會讓他們走得很辛苦，也走叉路。更簡短的說，在我有生之年，我不相信我能夠看到中國民主化，所以我不需要關心那一個問題。」

朋友說：「未來二十年，難道不可能嗎？」
我說：「就算可能，我也不想關心。畢竟我們台灣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需要為一個不是我的人生，更且變數很多的別國發展，用心嗎？套前面的話，他們較接近的民族成員都抱頭鼠竄的美國去了，我們這種「外人」，不便講話。」

朋友說：「就算民主很好，阿扁要公投、要挑釁中國，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說：「我們有辦法。我們不是用公民投票，將他否決了嗎？不管你是贊成與否，但最後的結果不就是否決了嗎？」

朋友說：「是的，免除一場戰爭。」
我說：「有關這一個結論，我和你不一樣。但是看到泛藍軍在鬧，我覺得很有感觸。」

朋友說：「你相信人民是理性的嗎？」
我說：「我相信。因為元首、國家領導階層是由人民當中選出來，如果元首是理性的，為什麼人民會不理性。」

朋友說：「這樣會不會民粹。」
我說：「你是說泛藍軍，我相信有這樣的可能，但是那只是民主發展的一個可能，我們已經走過了。」

朋友說：「你為何那麼堅信？」
我說：「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每人國民所得那麼高，反應大家的教育水準蠻不錯的。大家都過著很享受的生活，所以沒有一個人願意讓這樣的生活方式改變。在這樣的基礎上，人民會有相當的知識和持重的態度，解決他們面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朋友說：「民進黨的支持者，一般知識水準都很低，他們支持出來的領導者會理性嗎？會有頭腦嗎？」
我說：「我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否定你的看法。陳水扁的學校成績是連戰、宋楚瑜都比不上的，請問誰比較聰明？蔣經國的學歷充其量只是高中畢業，李登輝是康乃爾大學博士。你說泛藍軍和泛綠軍，誰的能力強呢？」

朋友說：「但是國民黨有很多菁英，現代社會不是仰賴個人，而是集體作戰。你看民進黨的黨員，很多都是嚼檳榔的，知識水準很低。」
我沒有回答他嚼檳榔的問題，直接進入推論分析。我說：「只要阿扁、民進黨繼續掌握政權，自然會有很多知識份子會加入民進黨。」

朋友說：「這樣，那些人就是倖進之徒，不好委以重任吧？」
我說：「難道現在國民黨高級黨工這一些人，以前加入國民黨時，難道沒有因為國民黨有好處可撈，所以加入嗎？」

朋友說：「他們是為理想，為國家。」
我說：「那他們現在和中國在你儂我儂，也是為民族、為國家嗎？」我的朋友沈默很久。
我又說：「要不是國民黨掌有很多不當利益，他們是否會加入國民黨，還真的很難說。」

朋友說：「你為何要這樣去看他們呢？」
我說：「當我們第一次接觸他們的時候，不管是看到文章或是在媒體上展現的，都會被他們慷慨激昂的言詞所感動，認為他們有著比一般人高超的品德。然而那是在資訊封鎖下的包裝品，一旦資訊開放，我們就會發現有很多人、很多事必須深入瞭解、批判。簡單說，同樣領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你會發現權貴子弟、外省人很容易取得，但是與他們同期的、很拼命做黨務工作的人卻不一定。我當然也相信拿到中山獎學金的人，也有很多是鶴佬人、客家人，但從拿到的人數比例，他一定比外省人少。這中間的差異難道有著高尚的道德嗎？」

朋友說：「那你如何解釋許信良也是拿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的？」
我說：「許信良是李煥的學生，不是李煥的關係，他拿得到嗎？另外一方面，國民黨一直以客家人制衡鶴佬人，許信良是客家人。」

朋友說：「你真的這麼認為？」
我說：「其實廣泛的說。早期台灣的經濟不好，一個有家產的台灣人，要培養一個小孩讀大學，都很不容易，更何況出國。但你說，宋楚瑜、馬英九的兄弟姊妹可是全家都出國。這中間的經濟問題，決不是簡單的他們的父母當高官可以解釋，當高官，以當時公務人員的薪水，真的做得到？更何況他們都是住在生活成本最高的台北市。」

朋友說：「那你怎麼看民進黨崛起後，加入民進黨的高級知識份子？」
我說：「這有三個原因可以解釋，一個當然是可以從民進黨當中，得到他想要的政治資源。我不認為以這樣的心態加入民進黨的人少，但他很正常，就像以前也有很多人喜歡政治，加入國民黨一樣。一個是認同民進黨的理念，要透過民進黨完成自己的想法。還有一個是政治民主化、自由化以後，許多人以前是支持民進黨，但是不敢出來公開嗆聲，但現在敢了，所以公開加入民進黨。你可以說他們沒種，但是這卻推論不出在戒嚴時代加入國民黨的人，就很有種。」

朋友說：「你對許多支持民進黨的人，嚼檳榔，表現很沒有水準，有甚麼看法？」
我說：「我沒有看法。就算我不會罵一些國民黨人就只會嚼口香糖一樣。對許多南部的台灣人來說，嚼檳榔是很正常的。在以前，檳榔是他們日常生活中，一種很容易取得的低成本東西，當嘴巴很癢，想吃一點東西嚼一嚼時，吃檳榔是很正常的。你覺得水滸傳裡面的好漢如何？」

朋友說：「他們很草莽性，但是做事情有他們的道理在。是個漢子！」
我說：「從黨外到民進黨早期加入者，在我的眼中，就如同你對水滸傳108位好漢的評語一樣，「很草莽性，但是做事情有他們的道理在。是個漢子！」甚至更高。」

朋友說：「為何你會有這樣的看法呢？」
我說：「很簡單，天下事的道理，基本上都是相通的。水滸傳的英雄，很多都是被官府壓迫的，同樣，民進黨也是很多人都是被壓迫的，像你上次跟我說的黃華不會按對講機的故事一樣，他沒有殺人，也沒有放火，但是他被抓去關好幾年，他的監獄史可以和施明德平起平坐。他也只是說了國民黨不爽的話，然後就付出他的青春歲月。你不覺得這樣的人比貪取蔡京生辰綱的吳用、公孫勝有著更高尚的品德嗎？」

朋友說：「你這樣比喻會不會過份抬舉他們？嘻嘻」
我說：「不對，將他們和水滸傳裡面的人物對比，其實是拉低了他們。民進黨人士，他們都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做甚麼重大的道德錯誤，他們比水滸傳的人物更偉大！他們在人民強烈的監督下，在媒體的圍攻中勇敢的表達他們的意見，講出人民的心聲，在掌握政權後，也努力實踐人民的理想，他們真的很偉大，比中國歷來開國的英雄好漢都偉大！比國民黨創黨、建黨的孫中山、蔣中正都偉大！」

朋友說：「你錯了。中國歷來開國的人，很多都是氣勢恢弘、能力超強，也度量很大，哪像民進黨，一個個黨主席退黨、反黨，那樣的政黨，格局不大，小鼻子小眼睛。」
我說：「你錯了。中國歷來的開國君主，在爭天下的時候，殺了很多人民，在取得政權後，也殺了很多人民，然後就設計制度，讓自己的小孩與後代子孫，世世榮華富貴，他哪一點好？他們的豐功偉業只是蒙受利益的讀書人，用以歌功、美化以換錄位而已。這些你所謂的偉大君主，他所設計的建國方案，都是以魚肉人民，豐厚統治階級為主。但是民進黨沒有，他們在國民黨定下的遊戲規則下發展，再親國民黨的媒體強烈監督下執政，任何在民進黨執政期間發生的道德問題，其實在國民黨時代都發生，而且更嚴重，只是那時我們不覺得而已。我用水滸傳比評民進黨，的確是錯誤的。」

朋友說：「但民進黨黨員一般的學歷平均都較低，讓他們執政，他們右沒有很強的幕僚，所以他們過去四年執政的成績不好。」
我說：「其實不是民進黨的黨員學歷平均都低，整個本省人學歷平均也比外省人低。理由很簡單，整個國家資源都相當程度的偏向外省人，他們當然有可能取得好成績。我就不說軍公教的補貼問題。以學校上課的內容來說，老師上課是以北京話上課，這對本省人來說，都已經不公平了。40年前，本省人小孩上那樣的課，等於是我們現在小孩在上英語課一樣，你說公平嗎？我就曾聽過一個國立大學的中文博士班學生，他是本省籍，對一個同學說：「那一本書我給他放在那裡，你去給他說，他會拿給你。」你也許會覺得他說的很好笑，但是他是中文研究所的博士班學生。其他，所有國文、歷史、地理等等的課程都和台灣的經驗無關，你說本省小孩和外省小孩比起來，誰比較會讀書呢？」
我繼續說：「以前很多人加入國民黨，不就是被強迫的嗎？那種強迫本身就是違法，所以國民黨展現的高學歷本身就是在違法基礎下產生的東西，你為何不批判呢？如果再加上其他因素，我可以說，民進黨是社會被壓迫民族力量的展現，你覺得那樣的政黨本身就應該被寄予同情與支持。更何況，今天我們能夠在這裡評論選舉結果，那不也是那群沒有學歷的人努力替我們爭取的嗎？我們應該對今天的很多民主權力，懷抱感恩的心，謝謝他們的犧牲與奉獻。」

朋友說：「但是馬上得天下，不一定能夠馬上治天下。」
我說：「我同意。然而，你卻忽略一點，現在有很多人本身根本不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也對政治不一定感興趣，但就是因為以往的黨國想法，讓他們覺得他們和國民黨的行動要一致，才是對的。這種現象在中央政府的公務人員更是常態。許多民進黨執政期間的公文外漏，都是那些高級文官在搞鬼。你認為這樣的文官是不守法，還是證明國民黨的黨員水準高呢？」

朋友說：「你還是沒有辦法證明民進黨有能力執政。」
我說：「是的，我還沒有講完。民進黨有沒有能力執政不是靠台灣這一些偏藍系的媒體在講，國際很多評比都指出台灣的發展成績很好，很優異，為何你不相信呢？在泛藍軍天天夭飽吵下，能有那樣的成績，真的很好。」

我又說：「我一直認為，在我們對話過程中，你不斷的以國民黨給你的意識型態和我對話。那一些意識型態只要進入推理、「將我心比他心」及回到對人的觀察，我們都會搓破他們的話。」

朋友說：「你認為泛藍軍在總統府前吵，有甚麼看法？」
我說：「我不想評論連宋，因為他們層次太低。我也不想評論那一些人，今天他們是激情的，給他發洩一下也很好，看一看哪一個政黨有風度。也讓人民瞭解民主之路絕對不容易走，能有今天的成就，大家要珍惜。但是，過兩天還在那裡，那一群人就有問題，是誰提供他們三餐、提供他們各種飲料和需要。連宋的口號是很利己的，他提出的質疑都是笑話。別的不講，廢票，和他們支持者泛紫聯盟的廢票主張，不是有關的嗎？廢票認定如何，不是在選前，他們大力操弄得中選會決定，要從嚴認定的嗎？提出啟動國諳機制的問題，那根本是笑話。總統受傷，國家當然出現危機，當然要啟動國安機制。不然，啟動國安機制的時間是要等到連宋兩人受傷嗎？至於我後來聽到友人說，他們質疑民進黨做票，監票人員一大堆不是親泛藍軍的人，誰能做票？至於說陳水扁槍傷是假的，連戰不是認為國安機制不啟動，那一群人會投票給他，他在國諳系統的事例那麼龐大，陳水扁敢做假，找死！一個在四年前，當過國家副總統，整個幕僚、選舉機制曾經在四年前宰制整個國家長達數十年，竟然敢說國安機制的人員是二十幾萬，那種離譜的數字，那只能證明這一位國家高級公務人員是一個閉著眼睛生活的高級公務人員，更糗的是，被記者一質疑，他不是坦身說自己的資料有問題，而是直接要下面的人負責任，抖出提供資料的人，這樣的人連一點做事倫理都沒有，你相信他嗎？」

朋友說：「經你這樣說，我要重新反省我的思考。」

勝選是大家的功勞。在總統大選過程中，我雖然很用心的寫，很用心的在網路上撰稿，甚至在後期，公然我文章後面標示，如果有網友要轉貼我的文章，請他不要再問我了，因為那是他的功德、台灣的福慧。那樣的標示，其實是很大膽、囂張的，「誰能說別人就喜歡貼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就真的夠格嗎？」然而在那一場殺紅了眼的戰役中，我抖膽的說出那樣的話，僅僅希望我那些文章，如果能讓網友多影響一人、多影響一票，就值得了。然而在那樣的競爭狀況下，像我那樣拼命替陳水扁拉票的人，其實是很多的，有很多人放下手中的工作，站出來替阿扁贊聲，有人中風卻不願馬上開刀，目的就在爭取時間，希望在320之前，替阿扁多拉一張票，「現在開刀，我就不能替阿扁拉票了！」甚至有人走到生命的盡頭，仍死命的不願放棄他手中的一張票，要為台灣的民主作見證！像這樣的人，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二十初頭的年輕小伙子都有。我只是這一場戰役中的一份子，不應該過份誇大自己的功勞。勝利是屬於大家的。

那六百四十多萬人呢？很多人都喜歡成為別人誇讚的對象，我也是。尤其將自己置身在影響三萬多人，改變歷史演變的角度來自我看待，那種成就感是很強烈的。特別對於我這種有歷史偏好的人來說，「改變歷史發展」具有無限的魔力！然而歷史發展的影響動力卻不是這樣，沒有六百四十多萬人的選票，那三萬張選票也沒有意義。歷史會呈現陳水扁勝選的結果，是從320開出第一張陳水扁的票開始，而不是推計陳水扁贏連戰的第一張票開始。我的努力只是那六百四十多萬張選票中的一部份，不是後面的三萬張。我不應該那麼虛榮。

政治人物經常舌燦蓮花，很難證實。特別是像宋楚瑜這樣的人，甚麼偉大的口號他也敢講，反正龐大的媒體會替他修飾、遮羞。但是326中選會事件後，我們從泛藍軍的策略演變，逐漸瞭解到政治人物和人民的關係。
320抗爭事件以來，泛藍軍一直在營造國際支持他們的氣氛，並且也逐漸向軍人喊話，要軍人出面反現任國家元首陳水扁總統。在326中選會衝撞事件，我們可以看他們有意強迫中選會壓後發表當選證書，讓美國慢一點發出賀電，支持陳水扁總統，而讓他們在327時，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然而，美國的賀電不僅肯定陳水扁的當選，也透過賀電，表達反對泛藍軍以法律以外的方式解決爭議。換言之，民間流傳的327武裝政變形成變相流產。這樣的變化固然讓宋楚瑜在327縮手，卻讓泛藍軍延長戰線，企圖經由長期的干擾，迫使陳水扁屈服。最近又傳出他喊出要進攻總統府，對陳水扁總統不利的論點。也計畫在410時，推動不牽制群眾、縱容暴力發生的抗議活動，頓時讓朝野緊張。
我並不能對政局產生怎樣的重大影響，但是我想追問：如果宋楚瑜真的愛台灣，他會這樣讓台灣動盪不安嗎？宋楚瑜如果真的愛台灣，他會讓台灣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嗎？這一切一切的爭議，也可以換另一個方式來說，如果宋楚瑜的小孩要在台灣發展、老死，他忍心建立一個動盪的社會，讓他的小孩生活在不安、恐懼的環境中嗎？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問連戰。連戰在整個事件中，似乎不是帶頭衝的人，但他卻是宋楚瑜後面最堅強的支持者，沒有他的默許、國民黨的資金和人力，宋楚瑜、親民黨是沒有那麼強大的動能。在此我們要以問宋楚瑜的問題問連戰及其周遭的人，他的答案是甚麼呢？剛好，他們的答案都一樣，原來他們的小孩都不再或不準備在台灣發展！

算盤的打法各人不同，只是我個人的觀察，「喜歡轉貼」的網友們的性格我深深知曉；
我知道自己的網路經驗會限制估算的程度；
只是壁虎也有壁虎的算盤，您的網上文章提供的最大功能除了供人思索，
效用要發揮出來，卻是靠「壁虎們各自的e-mail文宣轉運中心」；

在那一場殺紅了眼的戰役中，許多網友的信箱自動轉型成「大量訊息的轉運中心」，謠言攻防戰、訊息
不斷大量的湧入，正反意見的交錯，至少在習於上網的一大群人中間，「網路台灣公民社會」正以倍數
的速度不斷奠基成形。

「控制權革命」一書中，指出了網路社群的成長間接地或直接地促進「個人化」的媒體興起，自從網路
論壇開始成形，公民社會開始質變量變，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力下降，代之而起的小眾媒體像是個人新
聞台、電子報的小眾媒體，隱然揭示了後現代操弄文化符碼的權力來源不會再是一黨獨大，而是人人
「只要我有意志，就能在網路上以日常生活語言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而影響社會」。

多麼令人著迷無窮的魅力！

台灣的幸運在此，也因為自由的社會有著自由的網路空間，我轉寄過南嘉生兄的文章大約三四次，
我推估每隻壁虎都在運作「我所屬的團體與群眾」的算盤，而臨界效應最大的選前三天，
我自己沒時間上網的時候，就收到那一篇「阿扁總統你辛苦了」我後來才確定是南嘉生兄手筆，
如果是我不用上網找就有文章寄來足證網路傳播網網相連，system已經建立。
如果是「阿扁你辛苦了」那一篇，我推估有以十萬封計：以e-mail形式呈現；而非以論壇方式呈現。

「壁虎文宣轉運中心全部動起來」的徵兆，
是在228手護以後我在信箱中收到五六封以上的「汝是咱的寶貝」有聲有影的e-mail。

我曾與南嘉生兄言「紫牛」「噴嚏者」效應；
我打算盤不是在誇大，也不是在奉承，乃是因為「我們都在其中」，
壁虎們又不是靠四處寄信維生，也不是什麼網特黨工，
說實在話，寄信於我等壁虎何益？我為何不專心發展自己的網站？不專注在自己的課務工作上？
為什麼要花時間對e-mail信箱，在密件副本裡按來按去？

資訊充分下的抉擇。這一次總統大選後的餘波，由於受到全國關注，媒體透露、報導很多的訊息。充分資訊對一個人的理性判斷是很有幫忙。因此我們應該利用這次難得的機會，思考在如此多的資訊下，人們是如何做決策的。如果社會有一套大家認可的思考型態，則越充分的資訊環境下，人民的資訊相同度，或稱重疊性越高。經由相似、充分的資訊環境下，在相同的思維訓練後，理論上應該會出現對客觀環境有著相同的瞭解。現在會出差異的，就是面對相同資訊時，思考的前提而已。這一個前提一般來說是很主觀，但是他要說服別人，就要將客觀的事實和他的主觀判斷結合在一起。但因為這樣的「判斷」是經過訓練的，因此藍綠間的行為抉擇，不應該有很大的差異。

我重視熱情後的冷靜及英雄崇拜後的自我反省。根據前述，我觀察的對象是總統大選後，深藍軍與綠軍的行為；在凱達格蘭大道抗議後，回到工作崗位的深藍軍，他們對連宋決策的反應。勝選的人比較不會不理性，唯一可能就是被敗選的人，過份挑撥所出現的反制行為。到目前為止，綠軍很節制。至於深藍軍，在抗議後，他們也逐漸回到工作場合，當他們有機會接觸和綠軍相同的資訊時，他們會不會冷靜反省他們的行為，對他們前幾天的激情，進行省思呢？若有，他們會發現，連宋不斷的更換訴求，而陳呂也不斷的退讓，連宋的作為應該與什麼樣的評價呢？許多連宋的質疑點，槍擊案與驗票問題，目前的資訊都沒有辦法證明是錯誤的，則我們應該質疑陳水扁，還是質疑連宋的講法呢？有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槍擊案是阿扁自編自導？現任總統受傷，應不應該啟動國家安全機制？法律上支不支持啟動國安機制呢？這些都有一個客觀的基礎存在。只要大眾的思維教育訓練夠嚴謹，我相信不管藍綠，答案都一樣。如果有爭議，就會出現就算現任總統又剛好是總統候選人時，這樣的啟動是否應該？如果阿扁總統不應該啟動，請問假如蔣經國也遇到陳水扁的狀況，你們是否也認為不應該啟動呢？這是法律層面的問題。至於國安機制啟動，讓支持藍軍的人不能投票，則是猜測，這種猜測是不能當作法律訴求。選票除非投下去，否則誰敢說我支持誰呢？連宋在選前不是認為穩贏的，怎麼會輸？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算接受連宋的說詞好了，國安機制啟動的是一般軍人較多，請問一般軍人大部分是藍軍，還是一半一半？如果都是藍軍，為何這一群人退伍後，會呈現一大堆人改成綠軍呢？這一個資訊推演出，所謂的軍公教支持泛藍軍，他們都是以軍公教為職業的人，而不是服役軍人。但他依舊不能做為證據，證據是要投下票以後才能說。

泛藍軍的驗票論沒有政治知識與法律支持。泛藍軍的驗票訴求是差距太小，但是政治教育的客觀標準則是：只要贏一票就是贏！輸一票就是輸。所謂差距太小要驗票，沒有法律條文與政治制度可以適用。泛藍軍訴求全面驗票，按現行法律解釋，提起訴訟者應該主動提出證據，說明哪一個票櫃出現哪樣的問題，才具有驗票的條件。目前沒有全面驗票的條文。另外，要求行政驗票是目前法律上所沒有，本身就是不合法。如果前面的驗票論都有法律與政治問題，則連宋又為何以提出重新選舉的訴求呢？而支持這一個訴求的深藍軍，你們思考的客觀基礎又在哪裡？很顯然，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熱情多天的泛藍軍，你應該去思考，你為何前幾天會那麼熱情呢？

327以後的行為，可以被理性接受嗎？327以後，403有中正紀念堂大會，403之後，則有一群學生，以泛藍軍的訴求為標的，絕食要求見總統、達成他們，也是連宋的政治訴求。這一群學生開始宣稱是沒有顏色，後來卻被證實是泛藍軍人馬，也就是泛藍軍要訓練的傑出青年幹部，他們的身份是兩黨幹部都清楚，他們的行徑卻是明顯的欺瞞社會大眾。做為國內第二、第三大政黨的負責人，應不應該為這樣的欺騙行為道歉呢？作為泛藍軍支持者，你對你政黨以這樣不實的方式欺瞞社會，又有何想法呢？

過去到現在的台灣是在大外省沙文主義過著。所謂沙文主義是指這一個擁有權力的主體，權力主宰整個體制運作，並且將好處有意無意的扭曲、偏向自己喜好的方向。我們以此檢視過去數十年，台灣的發展，就會發現過去的台灣島內的各項發展，循著幾條路徑在跑，以兩蔣的意志做為國家運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外省人主導的國民黨體制宰制整個台灣；中國文化及其意識型態是台灣的主流。這幾條路線都是以外省人為主導在運作。說台灣的過去是生活在大外省沙文主義下，其實一點都不過份。

「習慣成自然，卻不一定合理」。面對過去的情境，很多人都不批判，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那樣的統治模式，除非深入反省，否則不會發現那樣的缺點。但是這並不意味「習慣」就是對的。以往我們讀了很多中國的歷史與地理，最後證明那些東西，一大堆是浪費，更有一些是謠言、政治宣傳工具，真是虛耗那一代青年人的寶貴歲月。一個人需要在那樣錯誤的制度下被浪費生命嗎？更何況是國家！整整一個世代的國民，就在兩蔣要反攻大陸的意志下過活，被他們的權力左右一生。在那戒嚴、白色恐怖的歲月中，我們毫不敢有自主意志的過了數十年時光，我們也因此養成了逆來順受的個性，他合理嗎？

每一國民的利益是很重要的。現在台灣好不容易進入民主時代，就有很多人高喊會有大鶴佬沙文主義。我覺得那是從民族人數多寡所進行的推論，這種推論忽略現況，並且成為改革現況的阻力。如果我們以每人平均享有的財政經濟利益來看，外省、原住民都比鶴佬人與客家人多，從文化、政治與教育體制的內涵來看，外省民族也享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絕對優勢。請問我們這一個社會中，誰是強勢民族？誰又是弱勢民族呢？

大鶴佬沙文主義是對未來的想像，大外省沙文主義是正在進行的事實。今天很多外省人說會有大鶴佬沙文主義，但是他們為何不講現在就是大外省沙文主義呢？如果現在不改，又如何教別人能服氣呢？今天在那一些在台中國人口中的防止大鶴佬沙文主義，某種意義上，就等同於要繼續捍衛他們的既得利益。

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既然有權力決定自己前途，自然對自己的利益會斤斤計較，希望建立一個對自己較為妥適的環境，以利自己發展。因此他所處的現況如果不能給他更大的滿足，他當然會想到要以改為更好的環境。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說，如果統一的利益大於獨立，人民自然會主張統一，如果維持現況的利益高於統一，自然已維持現況為努力方向。若獨立才能爭取更多的利益，人們自然希望獨立。以台灣目前的現況來說，他上面沒有一個比台北的中央政府更高的權力機制，人口也很明確是2300萬，與中國的關係也處在極為明確的分立現象。處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的選擇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性，甚至說是絕對的自主性。

獨立，本身就是一種主人意願的表示。一個國家獨立，就像一個家庭的小孩長大，各自成家一樣自然。更何況台灣現在追尋的獨立，只是貼近事實的一種表示而已。很多人對獨立很恐慌，不對！獨立是前述三種選項的一種，如何選擇只是個人利益評估的結果而已。沒有所謂的對不起祖先，也沒有所謂的對不起國家的問題。

獨立之所以和統一、維持現況不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是因為統治者的有意促成。台灣現在許多的分析、判斷，如果簡化成數學符號去分析，就會發現他的偏頗性，屬於統一、中國和漢民族，具有選擇的相對優越性，反之救被批判為激進、危險，這是統治者有意的行為，但他卻是不民主、公平的。將個人的選擇黏貼在某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中，並且從這一個架構、邏輯或函數推論出個人選擇的對與錯，是很多人思考的方式，也是很多國家、政府要人民的思考方式。只要控制住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就控制住人民的選擇。然而做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個體（這應該是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們思維上所黏貼的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到底如何形成，有沒有需要批判？那一套外在所給予的架構、邏輯或函數，基本上應該含有給予者的利益與考量，但是那樣的考量卻不一定符合人民所需要。而且，就算那一定是符合人民所需要，難道就應該毫無自主的接受嗎？前者「那一定是符合人民所需要」在彰顯類似神意，可以無所不能。那就意味人的力量可以取代萬能的神，決定人民的命運。這將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命定主義，也間接否定「民主」的「主」，因為此時的「主」，是由一個人造的神所取代。人民只是形式上的主人，實際上卻不是。台灣目前所建立的社會，相當程度就是以這樣的邏輯做基礎，表面上，他要建立的是民主社會，實際上卻建立以三民主義為體系的框框架架，也只允許人民在這一個匡框架架下做決定，這決不是民主。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決定這一個社會的發展目標，等於是決定人民的前途。後者「難道就應該毫無自主的接受嗎？」強調一種對命定主義的反省，要求追求自我生命的掙脫過程。掙脫的過程很容易出現困擾，因為他脫離原來發展軌跡、慣性，必須自己對未知的前途下決定，也承擔下決定的所有利益與痛苦。不過民主的精義，不就在此嗎？「主」既是自主權，也當是成為主人那種傲然風骨。從個體的滿足與感覺來說，命定與非命定，最大的差別點，應該在對選擇滿足及其後果的承受問題。命定是一連串的不選擇或依據某一套未經批判的邏輯在選擇，而他確知如此他的利益會最大。非命定則是一連串的選擇，但是他對未來發展，沒有一個明確的信念，一定會如何。這樣的差別固然和個人的偏好有關，無法判定哪一個比較好，民主時代，並不意味著人民必須自己選擇人生，他也可以經由「不選擇」來表現他的選擇。也就是說民主比非比民主好的地方就是他涵蓋非民主的選項。從而我們也從命定與非命定論點，得出民主允許你選擇命定與非命定的前途，但是非民主卻只能有命定的未來。在由此推論前述的論證，我們依賴統治者、政府設定的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在選擇人生，我們可以批判，也可以不批判，然而這樣的選擇權就握在人們的自我選項中，這就是民主。

民主的個體基礎，必先考量個體選擇的自由性。許多外國人想不通，為何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那麼大的差異性，整天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台灣人民，竟然還有人會支持統一。連帶的，連宋已經將自己的子女、財產移往國外，竟還競選台灣總統，也竟然有那麼多的選票，到底問題在哪裡？我想，問題的核心在統治者以非民主的方式，已經讓我們的內心決定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並且由此決定我們的選擇。那一套東西和外國人不同，所以外國人不懂。我們回溯一個民主國家國民應有的選擇能力，不得不說台灣的教育真的問題很大，由於不公瓶、不自由的教育體制，讓我們的選擇基本上有其形式，卻在無限多的限制條件下，被迫要選擇國民黨給我們的答案，甚至在教育一開始，就已經設定好「函數」體制，只有那樣的選擇，才能在國民黨體制中留存，其他將會被淘汰、壓迫，成為社會的棄嬰與邊緣人。這樣的體制，自然對國民黨、泛藍軍有著優勢，這樣的選擇，某種程度是不公平的，我們並不是說選擇國民黨不對，而是選擇一開始就是讓選擇者在不公平的條件下進行思維。因此要建立台灣成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就要重建人民的選擇自由，也是從這一個過程中，從新建構台灣社會運作的軌跡。

這樣的發展路徑，可以說是重建國民的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某種程度也可以說，他也在進行類似國民黨以往的思想改造。然而，因為改造後的國民，不一定對現在的政府會有偏袒，因而具有相對公平性。也因為他是從批判的過程發展而來，要左右他的想法，首先必須進行接受人民許多批判，因此他所進行的說服工作，對被說服者來說，也就有相對自主性。這樣的工程是一種建立獨立思考的過程，其中或許會有一些價值判斷的成分，然而，由於批判過程的不可控制性，自然無法掌握在批判後，人們會有的選擇，因此也相對提高人民的自主性，降低先驗的價值判斷。

這麼自然的社會現象,在台灣卻因過去的極權統治,和當今其遺逆持續占盡媒體優勢欺壓台灣人民
及台灣本土覺醒的意識！一個新興優質民族崛起,我覺得歷史與教育將扮演絕對角色！而當務之急,
就是在有限的親台媒體詳盡介紹,跳脫外來殖民者的觀感,在地人的子孫,才有機會在強權欺凌下,
尋得求生與永續生存的基礎！

應該可以，如果現在不開始做待何時？！只要有開始就有希望

台灣教育體制及內容的偏差，的確影響了不少台灣人的認知，
由南嘉生先生NO:124_22與朋友的對話可印證，
現在的台灣人的思維中，的確因為教育的因素讓某些人對中國有莫大的期待與幻想

面對長期以來的封閉教育體系，的確困難重重，但就是因為越困難所以越要做
就自己而言，我便從自己的下一代開始教育，灌輸台灣意識思想，讓她們多聽多看多接觸
也許自己無法影響已受僵化教育的同輩朋友，但決不讓自己的下一代再被影響

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時，其實相當程度是仰賴權威，然而權威卻很不會珍惜他們的「權威」。泛藍軍「族群平等聯盟」的頭是侯孝賢，請問侯孝賢在電影方面很懂，但他懂甚麼族群問題？夏鑄九發動一個又一個聯盟，推動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他為何懂那麼多呢？要不是他的頭銜，台灣大學教授，我想那些聯盟應該沒有機會上報，但是他的頭銜讓這樣的運動上報，同時也讓我們瞭解，又是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權威頭銜隕落了。

台灣還不是一個專業社會。每一次看到政論節目的那一群人，心中總覺得悲哀。不是對他們的發言悲哀，而是對台灣這一個社會悲哀。因為每天政論節目的題目很多，內容主題也不一樣，因此如果要對事件內容作精確評論，基本上要有某種程度的專業訓練，甚至是專業研究，至少也要有一些系統性觀察後的看法。但是我們的電視政論評論人不是，幾乎每一種政治、社會事件都有能力評論，而且可以侃侃而談。這一些人真的那麼專注於台灣社會問題，全心全力在觀察嗎？沒有。因為他們白天都有工作要做，並不能權力專注於政治、社會問題的觀察。另一方面，就算有能力好了，他們的訓練也不夠，每一種問題有每一種問題的專業看法，也有專門學問在剖析與研究，那一些人憑甚麼有資格，每一件事情都能評論呢？
對於台灣這樣喜歡濫用權威的社會現象，又一再重演的狀況，很多人並沒有質疑，這顯示我們這一個社會對政治評論的要求水準其實很低，國民的水準不夠。同時，也反應做為權威，他們並不珍惜羽毛，只是不斷的耗盡權威的圖騰。總論前述的現象，我們要說，台灣的文化發展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台灣的媒體界沒有反映人民的偏好與利益。台灣的電子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沒有呈現市場功能，或者說他是一個市場失靈的例子。市場是經濟學的專有名詞，凡是可以讓供需雙方進行交易的地方，就叫市場。市場機能是說供需雙方在自由意志、經由自利原則進行交易，導致市場價格可以隨供需變化而調整，則雙方都會達到最大利益。就媒體市場來說，他是由兩個市場所組成，一個是媒體與社會大眾的市場，媒體透過節目製作內容「供給」給社會大眾觀賞，而由收視率多寡顯示節目內容到底能符合多少社會大眾的需求。另一個是媒體與廣告商的市場，廣告商要的是他的商品能被社會大眾所知道、欣賞，並進而採購。宣揚他的商品一個重要管道就是媒體。媒體用收視率證明他的宣傳有潛力，「供給」的節目可以讓社會大眾接受，並因此經由廣告，讓社會大眾知道廣告商的商品，能滿足廣告商的「需求」。我們將這樣的關係放在台灣媒體的新聞報導市場方面，呈現很奇怪的現象。新聞報導的內容，雷同性很高，商品的本質沒有很大的差異。有的甚至政治新聞、社會新聞、娛樂新聞安排的時間都一樣，內容也鮮有差異。那麼收視率高低就受到社會大眾收視習慣所影響，而要讓新聞收視率變化就經常不是內容，而是新聞報導者的面貌與口音而已。難怪台灣的新聞報導記者會用20幾歲的小女生，蓋青春美貌也。這也是俄國電視台用內衣、裸體記者報導新聞的另一種詮釋。

台灣新聞報導的媒體市場，是一個寡佔市場廠商聯合壟斷的現象，是一種市場失靈的現象。所謂寡佔市場是指市場上供給的廠商數目很少，他們提供的商品及價格，具有強烈互相影響的效應。如果這一些廠商逃避相互競爭，進行聯合動作，就會出現提供的商品，同質性很高，價格差異很小，形成一種市場價格不能反映需求者喜好的現象，一般稱為市場失靈。根據這一些標準，我們來檢視台灣的電子新聞媒體的報導：

有人說台灣的新聞台多，競爭激烈，所以台灣的新聞界有市場競爭。這不成立。中國的電視台也很多，報新聞的節目也很多，你能說他們的新聞報導有市場競爭？反應真相嗎？台灣以前也是三台，你能說他們新聞報導有市場競爭嗎？可見電視台多不能推論出新聞報導就會競爭的答案。

許多電視台的所有權分屬不同團體，也許可以有競爭效應。但是若是擁有者來自相同或相近背景，他們有著相類似的利益，也將出現資訊壟斷的現象，與前述相同的狀況。這在經濟學上稱為聯合壟斷，表面上這一個市場有數個廠商在競爭，但這些廠商會進行勾結，聯合訂定價格，以牟取成員的最大利益。台灣以前的銀行業、水泥業就是這樣的情形。台灣新聞界在處理新聞的角度與立場，特別是指電子媒體，幾乎是呈現聯合壟斷的現象。哪有一個競爭的電視台市場，在報政治新聞時，他的時間點都差不多，報導的角度也相近。哪有一個競爭性強烈的電視台，他的內容雷同性會那麼高？

新聞報導內容應該可以有相當的差異性，但沒有。一個國家內，每天每一個地區都會發生現象，也都可以做為新聞報導的內容，我就不相信怎麼會出現每一家新聞報導，他所強調的內容會那麼相近。就算能報導的東西就那麼多來說，也有報導時間的長短、前後與是否要深入剖析的差異，這些都會使新聞報導的內容、時間各異，但台灣的政治新聞報導，怎麼會出現那麼一致的現象？

社會發展對新聞報導的取樣與角度會有影響，但一個政治競爭那麼激烈的社會現象，怎會出現電子媒體報導，一面倒的替某一個政治勢力在講話呢？如果說台灣是一個政治競爭很激烈的國家，則台灣電視台在報導政治新聞時，一定會呈現強烈的差異性，而且對該事件的前因後果的相應深度報導，出現不同的角度，也可以用事實的影像來說表明操鏡者對現象的解釋。但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答案。就以涂醒哲事件為例，整個國家的電子媒體，幾乎千夫所指，都說涂醒哲同性戀、有辱官箴。但真的人想到，這樣的眾夫所指，沒有謬誤嗎？至少當時「台灣意識聯合論壇」的「與媒體對抗」，就有一大堆網友指出新聞報導中間的謬誤。從前述的「事實」證明，台灣的新聞報導，實際上若要有自己發揮的特色，是有很大的空間。另一個在戒嚴時代的有名的例子。許信良以前要從菲律賓闖關回台灣時，是因為正值選舉期間，當時極為轟動。不過在戒嚴體制下，許多媒體都不敢報真實現象，但是當時的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閂發現，他手中拿到的各報資料，及自立晚報第一線的記者所回報的答案，竟然差別那麼大，到底要不要刊載自立晚報記者第一線的資料，還是遵從當時戒嚴體制的規定呢？最後他決定讓自立晚報呈現一個屬於自立晚報的觀點，將記者看到的「事實」具體呈現。就是因為那一個決定，讓社會大眾看到另一種「事實」，也因此改變了那一次的選舉結果，甚至是挽救初生茁壯的台灣民主幼苗的一次重要報導。我不能說當時其他電視台、報紙報導的，不是「事實」，但我要說，所謂「事實」，可以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呈現。我就不相信類似這樣的情形，在我們這一個時代沒有。

當人們從媒體報導中，發現每一家媒體報導的內容都大同小異，這就呈現這一個媒體市場本身已經出現問題了。台灣電子媒體的新聞報導，就是呈現這樣的現象。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能說台灣的電子媒體的新聞報導，有市場競爭嗎？沒有。他呈現市場失靈的現象。這樣的現象與一般我們看到的經濟現象不一樣，決不宜用一句「交給市場」就可以。同時，這種某一個勢力，隱然操縱一個國家重要的資訊、媒體，並因此影響人民的想法與資訊來源，這本來就是侵犯人權的行為。嚴肅的說，這一股勢力犯法，是法律要取締的對象。所謂的新聞自由也者，於此不完全成立。更進一步說，如果新聞自由那麼重要，自由是一種權力，請問新聞從業人員又盡了哪些相應的義務呢？就一些公開場合，我們並沒有看到新聞從業人員，有規劃、遵守一些要發揮新聞報導功能所需盡到的一些相應記者行為規範。他們甚至連最基本的新聞記者的基本誓條都沒做到，連記者基本訓練的查證要求都沒做到，他們憑甚麼跟人家講新聞自由？那更不要講在一些重要時節，風聞一些政黨都會給新聞記者的一些時節紅包，又有哪一個記者沒拿呢？「沒拿」還不夠，要報導出來！因為這樣的行為將會侵犯新聞市場的運作，讓市場運作失靈，這樣的失靈，將讓憲法所負予的新聞自由受到侵犯，是一種間接違憲的行為。記者要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力，就要有捍衛新聞自由的義務。哪一個記者做了呢？

電子媒體的政治新聞，最有條件進行調整。我們從這一次總統大選中，陳呂的得票率超過50％，就證明台灣支持綠營的選票佔全體選票的一半。這種數據也可以做為一個社會對於政治新聞選擇的偏好。將這樣的架構放在電子媒體的新聞中來看，他表示如果有電子媒體的報導立場偏綠，將可以囊括一半的收視率。在那麼多台電視台的競爭條件下，囊括其他電視台收視率的總和，這是很恐怖的數字。這麼大的新聞利益，為何沒有人注意？我想應該與電子媒體背後的資本結構有關吧？
我們看汪笨湖的政論節目收視率，就可以發現綠營的政論市場其實很大。大話新聞與新聞高峰會能夠產生風潮，也是這樣的結果。如果政論節目有這樣的市場，那麼偏綠軍、講台灣好話的節目應該也有很大的市場才對，台灣目前台面上電視台的負責人，理論上應該有這樣的市場敏感度與反應能力。因此，我想台灣的電子媒體市場應該有許多我們不能用市場的角度分析的暗藏條件存在。就以目前電子媒體的數量、反映市場需求的速度、反應社會偏好的作法，一言以蔽之，就是一種聯合壟斷的市場現象。

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時，其實相當程度是仰賴權威，然而權威卻很不會珍惜他們的「權威」。泛藍軍「族群平等聯盟」的頭是侯孝賢，請問侯孝賢在電影方面很懂，但他懂甚麼族群問題？夏鑄九發動一個又一個聯盟，推動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他為何懂那麼多呢？要不是他的頭銜，台灣大學教授，我想那些聯盟應該沒有機會上報，但是他的頭銜讓這樣的運動上報，同時也讓我們瞭解，又是一個「大學教授」這樣的權威頭銜隕落了。

台灣還不是一個專業社會。每一次看到政論節目的那一群人，心中總覺得悲哀。不是對他們的發言悲哀，而是對台灣這一個社會悲哀。因為每天政論節目的題目很多，內容主題也不一樣，因此如果要對事件內容作精確評論，基本上要有某種程度的專業訓練，甚至是專業研究，至少也要有一些系統性觀察後的看法。但是我們的電視政論評論人不是，幾乎每一種政治、社會事件都有能力評論，而且可以侃侃而談。這一些人真的那麼專注於台灣社會問題，全心全力在觀察嗎？沒有。因為他們白天都有工作要做，並不能權力專注於政治、社會問題的觀察。另一方面，就算有能力好了，他們的訓練也不夠，每一種問題有每一種問題的專業看法，也有專門學問在剖析與研究，那一些人憑甚麼有資格，每一件事情都能評論呢？
對於台灣這樣喜歡濫用權威的社會現象，又一再重演的狀況，很多人並沒有質疑，這顯示我們這一個社會對政治評論的要求水準其實很低，國民的水準不夠。同時，也反應做為權威，他們並不珍惜羽毛，只是不斷的耗盡權威的圖騰。總論前述的現象，我們要說，台灣的文化發展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前面的現象得到另一個結論，權威圖騰，不論是上電視的政治寵兒、大學教授等，自毀「權威形象」的舉動，不也證明諸神死亡，原本封建、謹嚴的社會心牢瓦解。如此讓人們走出權威，才有機會重新省視自己，讓「人」再生，自由降臨、民主建立嗎？只是社會是否應該有人要去提示這樣的社會意義。

連戰根本不用下台，這一點也沒有人指出。連戰選輸，很多人要他下台，這是錯誤的。國民黨總裁、主席向來沒有下台的問題，兩蔣是這樣，李登輝也是這樣。蔣中正將整個中國弄丟，他依舊是偉大、英明的領袖。蔣經國與李登輝當總統時，他們的政黨也出現大選失敗的現象，但是他們都沒有下台，只是喊一喊要改革而已。至於李登輝上一次被逼下台，是因為權力鬥爭，被連戰聯合宋楚瑜鬥垮，不是選舉選輸。如果是這樣的理由，則國民黨的繼任掌權人不會是剛在總統大選失敗的連戰。根據前述，連戰黨主席根本不需要為黨員連戰選輸負責。我們不能用單一一個例子，例如「2000總統大選失敗，黨主席下台」的案例，推論連戰就一定要下台，這是不對的。這樣的推論是邏輯學很重要的基本概念，想不到很多人都沒有注意。

就是我們的邏輯教育有問題，才會讓媒體胡搞。某種程度的說，李濤那種型態的政論節目，應該只有一年的壽命，在先進國家，甚至只有一季而已。做超過一年就太過份了。但是在台灣，不僅僅是長青節目，甚至成為許多電視台模仿的對象，那就大有問題。我會這樣講，並不是說李濤的內容或是定的命題有問題，而是他聘請的來賓有問題，為什麼他聘請的來賓，幾乎天文地理都可以說，而且可以向身歷其境的公然說出他的論點。這是不是意味這一群人的智慧高超，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有自己獨到的看法，還是這一個社會裡面的人不讀書、沒有知識與能力，不然怎麼會有那樣的一些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呢？在一個有知識、專業化的社會，每一個議題應該都有專家學者在研究，類似李濤那樣的節目，應該是廣請各路人馬，就其所知、所研究的專業題目，提供社會大眾一種專業性的知識參考、諮詢，而非在那裡鬼扯。我們這樣已經一萬多美元平均國民所得的國家國民，他們理應很快就看出李濤節目的缺失，為何沒有呢？

「偉大的國父」，就是我們教育問題的核心。我們教育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對推理教育，問題的癥結點就是「偉大的國父」！權威信仰。假定國民黨教育我們的「偉大國父」之革命事蹟都是真的，那麼，那樣的事蹟，就能推論出他提出來的三民主義是正確的嗎？顯然不能，因為革命與建立國家思想是兩回事。不然，我們也可以從一個人的偉大事蹟，推論一個人的性能力很強，因為偉大事蹟與性能力的「強」，同樣是強項。各位如果覺得這樣很荒謬，那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的文化卻不幸，就是這樣在告訴我們，偉大人物的各種能力都很強。中國最有名的性學書籍，素女經裡面的男主角就是黃帝，這一位中國歷史上的神性偉人！他還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此更證明他的性能力「堅強」！中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他的偉大事蹟也和性能力有關，像周文王就有一百個兒子。這些神聖的傳說，其實是將政治與性結合在一起，而他背後的邏輯是偉大的人物應該和「強」這一個概念結合在一起，

我們教育中，對孫中山與他的主張，所做的安排就是依照前述的邏輯推演得來。因為是孫中山提出的想法，所以是對的、傑出的，應該要遵從而努力執行。若這樣的想法是對的，那研究國家體制、憲法的那一些政治與法律學者，他們的努力心血，竟然不如孫中山在革命之餘，看看書所寫的心得？更進一步說，孫中山不是法政科出身，對於許多學者為何會有那樣的法政規定想法，不太容易懂得真確。現在他提出一個法政想法，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假設與討論而已，我們將之奉為圭臬，不僅對中國或台灣學者的學術研究，是一種諷刺，對國際上那些畢生投入法政研究的大師，所推演出來的法政運作原則，也是重大挑戰與強烈諷刺。依前述，我們能相信孫中山的論點嗎？當然不能，但是我們的教育卻叫我們一定要相信孫中山。面對那種邏輯推理會呈現與國民黨教育預期不一樣的結果，國民黨的處理方是就是禁止別人推理，否定推理教育。一旦在教育中，否定了推理教育，強化記憶與意識型態灌輸，則誰可以納入意識型態教育內容中的好人、要人，就會被這樣體制下的莘莘學子奉為不可以懷疑的圖騰。如此就享有不被質疑的特權。孫中山、蔣中正與國民黨「偉大」的圖騰，就是這樣產生。是一種權威信仰的結果。我們不會去質疑李濤，是因為在以往，能上電視的人都很厲害，所以李濤很厲害。李濤請的人既是博士、要人，又上電視，那當然是厲害人物，他的論點就不應該懷疑。李濤節目中，將正反面的人物、意見都呈現出來，但是「反正他們都是重要人物，他們的論點都很對。」既然我們沒有推理能力，許多矛盾現象放在一起，對我們的想法是沒有影響的，自然也就對相互矛盾的現象很難輕易覺查出來，就算發現有問題，其實也沒有能力去討論問題出在哪裡。這就是我們的社會。

媒體的亂象在哪裡？他只是教育現象的社會版而已。教育既然可以為了政治目標，將相互矛盾的現象放在一起，然後強迫學子去記。媒體也和教育的方式一樣，天天二十四小時播報一些矛盾的現象，傳遞一些媒體擁有者的意識型態，在這樣長期的強迫接受下，我們也就相信他們講的話。我們說媒體亂象，對泛藍軍來說，那種媒體報導是真理的重現。我們認為矛盾，而且舉出矛盾，但對泛藍軍來說，他們根本不認為我們的矛盾是矛盾，而且對於我們的舉證，他們根本不是根據邏輯去推論，我們舉證的內容對不對，畢竟他們沒有邏輯能力。他們只是從我們的推論過程中，找出和他的信仰圖騰有沒有一致，如果沒有一致，我們就是亂說。我們的舉正是觸犯他的信仰，前提，不是和他們在討論問題。當然我們也不能如此高傲，因為我們也曾和它們接受相同的教育內容，我們有很多思考方式也很容易是意識型態的前提，決定我們的結論。台灣藍綠的雙方之所以沒有溝通條件，其實就在於台灣的媒體，並不是呈現一個公正的立場，在傳播一些客觀的事實，讓藍綠雙方有機會呈現意見相同的狀況，搭起溝通的橋樑，而是讓一種意識型態藏在內部的傳播，造成信者恆信，不信恆不信。

我們若有推理能力，會不會出現現在的社會亂象呢？我想不會，至少雙方可以就某一些明顯的邏輯缺失，有一個共同的對話平台，這一個平台，將會呈現雙方有一個溝通條件，最後在相互尊重對方，因為前提不一樣的羅輯結果，所產生的爭議，而對對方，有基本的尊敬。那樣的狀況就如同「十個經濟學家有十一個答案」，但因為都是前提不一樣造成的結果，自然也就相互尊重。「我們各說各的偏見！」

我就是「中心」，我就是「中國」。看著地球儀，我想，除了球心以外，球表面的任何一點與球心的距離都一樣，地位都一樣。近代nationalism所產生的nation-state，強調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人民與風土民俗，都是「中心」，沒有邊緣化的問題，即令是這一個國家的邊疆地帶，他的教育也是國家一員，和中心地區的國民一樣，同是國家的「中心」，沒有邊緣化的問題。經濟發展比台灣強大很多的先進國家是這樣在教育他的人民，經濟發展比台灣落後的國家也是這樣在教他們的國民。美國是這樣教育他的下一代，非洲經濟較落後的莫三鼻克也是這樣在教育他的下一代。誰是中心，只要是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是中心。

在國際經濟發展逐漸區域化下，是否台灣經濟會邊緣化呢？不會。在國際經濟理論中，沒有邊緣化這一個概念，只有能否找到自己比較利益的概念。比較利益就是根據自己的生產力，尋找自己的利基點，發揮自己的專長，與別國配合，以增進自己及全體的福利。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已經替自己的經濟與國民生產力，找到一個很好的定位，並且全國國民都很努力在工作，台灣的經濟怎麼會邊緣化呢？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所以。。。，這種論點是不對的。台灣的經濟力及經濟地位，是建立在世界經濟競爭下的相互關係，不只是與中國的關係而已。在國際經濟活動的分工中，是技術與生產成本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的中心、次中心、及更次中心地位，以中國的技術發展與經濟力，他還沒有資格說要或讓哪一個國家「邊緣化」，只要台灣能生產適合世界需要的產品，他就會生存。至於說國際經濟組織問題，台灣都已經進入WTO，我們有條件去尋找自己的貿易伙伴。以過去的資料顯示，台灣的技術層次與行銷能力，都可以在先進國家發展，為何會怕中國結合一些後進國家，抵制我們呢？
落後者在笑先進者。也許有人利用1970年代，拉丁美洲發展出來的中心邊陲理論，影射台灣若不利用「中」國，將逐漸邊陲化。這是一個笑話。以那一個理論，除歐美日先進國家外，全世界都是邊陲化的國家，因為歐美日掌握技術、資金與行銷管道。中國只是那一個世界體系中，邊陲中的邊陲，他結合一些比較不邊陲的國家，進而可能抵制一個更不邊陲的國家-台灣，這不是笑話嗎？

令人發笑的呆子教育。許多中國人經常會說，中國如果強大、海峽兩岸統一會。。。，從制度來說，對壓迫者而言是虛榮心，而被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從私有財產權角度來說，他沒有意義，從民主政治來說，他造虐。國家利益是公有的，除非個人可以化作公法人，否則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根本不相等，甚至是互相衝突。國家擴張、強大與國內的壓迫制度、私有財產權與民主政治是有可能會互相影響，但關係不明確，所以很多人想到如果中國強大，那救。。。，彷彿自己就成了統治者，可惜是領土擴張與統治者、被統治者是不一樣的概念。秦漢強盛，被統治者依舊是被統治者，不屬於你的財產，不會因為你國家的強大，就變成屬於你的財產，除非你參與戰爭，並被允許去搶劫，問題是在你的幻想中，你並不是戰爭的參與者，只是幻想者。而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國家的領土擴張，增加的土地，原本屬於別人的，還是別人的，原本屬於那一個國家的，依舊還是屬於國家的，和你的私有土地無關。在一個民主體制中，增加人民只表示多一些權利義務和你一樣的人，你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權力，但卻有可能因為戰爭而喪失利益。當然領土擴張對統治者的虛榮心幫忙很大，但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國民都不是統治階級，而是被統治階級。

整部中國歷史課本，竟然是以一些無關國民切身利益的虛榮心與不合理的帝國主義想法貫穿其間，難怪這樣的國家會高喊打打殺殺。從國民教育來說，他既不正確也不正常。在現代世界中，一個國家的領土很難有更張的條件，因此訴諸領土變動為主的教育，不僅不正確，而且會導致國民陷入帝國主義的思維中。另一方面，對一個國家的國民，不管他的哪一方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與內容，都應該是設定這一個國民在正常狀態下最常遇到、最應有的社會訓練才對，強調砍砍殺殺，不僅內容不宜，對絕大部分的國民來說，也不是正常會遇到的現象。從歷史長程與短程變化來說，領土變化只是歷史變化的一個剖面而已，並且是一個不應過份重視的面向，真正重要是這一群人在那樣的一段時間內，以哪一種方式進行各種生活文化，那才是重點！就以中國歷史課本強調的重點來說，他強調的重點也是錯誤的。並不是一個國家強大，所以他的人民很幸福、很爭氣。反而是因為這一個國家的國民很爭氣、制度很健全，才使得這一個國家強大，我們強調強大，卻忽略強大背後的深層意義，這樣的歷史教育本身就是錯誤，而這樣歷史教育的用心與重點也是錯誤的。簡言之，我們遇到的歷史教育，是一個錯得很離譜的歷史教育！

舉例來說，舊制的高中聯考，國文、歷史、地理與公民與道德，這一部分佔340分，約佔全部七百分的一半弱一點，這三科的主題都以中國為主，若加上上課用北京話的限制，那在台灣的外省人小孩，無形中享有的利益就更可觀了。大學聯考中，在乙丁組中，國文、歷史、地理與三民主義，佔400分，是全部分數的三分之二，那樣的考試優勢更不用說了。台大駱明慶教授曾經討論台大學生中，他們的省籍分佈問題。我想，就算我們忽略上課用外省人的母語或準母語這一點優勢來說，光國文、歷史、地理與三民主義的優勢，就可以改變考上台灣大學省籍的差異了。如果我們討論甲、丙組學生，則國文、三民主義就可能成為改變一個人考上台大與否的重要因素。國文與三民主義，佔全部的三分之一，這樣的優勢難道可以忽視嗎？如果教育程度是決定一個人一生的成就，那麼台灣的教育，從小學就嚴重影響了省籍差異下，外省民族與鶴佬、客家與原住民族的發展。

陳水扁的改革到底出現甚麼問題？陳水扁總統很多選票都是來自中南部、非軍公教，這是從2000年以來的趨勢。陳水扁的改革也以這一個主軸為主，陳水扁改革的另一條主軸就是強調民主、愛台灣與反中國。其中只有反中國可以稱為撕裂族群，其他都不能說。但是我們分析國民黨的建設，他顯然呈現職業、地域的差別。職業上偏重軍公教及黨國營企業，而這些剛好就是最多外省人就職的地方。陳水扁很重視區域平衡，但陳水扁所重視的南部，又恰巧是國民黨所不重視，染有國民黨色彩最淡的地方。從愛台灣方面，這一點是外省人，特別是在台中國人最忌諱的地方，卻又是最能燃起陳水扁支持者熱情的話。至於反中國，這一方面既是民進黨的主張，而在中國1996年後，對台灣的張牙舞爪，又處處封殺下，恰恰有著很好的著力點，但他卻是外省人的最痛。陳水扁因此撕裂族群了嗎？當以往兩蔣高喊中華民國萬歲，甚至相當程度限制別人說愛台灣之際，為何沒有人指摘他們撕裂族群？當大家都住在台灣，喊出愛台灣會讓有一群人心痛，但是高喊愛中國，而這一個中國又有幾百顆飛彈對準台灣，公開封殺台灣的出路，羞辱台灣的領袖，請問愛中國就沒有撕裂族群？當國民黨相當程度，偏頗的將經費挪讓台北人使用，忽略了中南部的建設，甚至推動語言歧視政策，難道這不是撕裂族群的動作？改變台灣以往的習慣，讓一切不公平消失，就是陳水扁政策。今天很多統派人士對陳水扁的反擊，攻擊陳水扁撕裂族群，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陳水扁改變以往的遊戲規則，而這一個規則的最大獲益者就是他們！看朱天文、朱天心的文章，在民主時代，回顧他們的佳作，那是一個笑話痴狂者的文章。讓侯孝賢得獎的「悲情城市」，就現在的眼光來看，是一個沒有點出時代悲劇心的作品，也許他有純熟的電影手法，卻沒有說出受害者「凝結的心」！夏鑄九參與的諸多社會運動，其各種運動間的內在矛盾性，令人不禁莞爾，甚至卑視。這樣的水準，做為一般的社會人士，都不會被人接受，更何況是大學教授！其餘那就族繁不及備載，不一一評述。這一群人站出來反對陳水扁的改革，與其說是反對陳水扁的作風，更精確的說卻是要為連宋選舉助攻。但他們並沒有說，如果連宋的當選是對的，那就表示連宋以往所支持的政策應該算是對的。那二二八事件怎麼解釋？夏鑄九所參與的一些社會運動，基本上都是反連宋意識型態的產物，這是否證明夏鑄九的腦袋有問題？這些都指出，他們所標舉的正義，卻又恰恰是連宋及其支持的領袖，所造的孽。他們所要求的族群，涵蓋現在的中國，而那一個政權正以飛彈對準這一群人所處的國家、社會。而那一個政權的不公平與非正義，又遠遠不是台灣可比。

陳水扁之所以被反，並非陳水扁要造成民族對立，而是陳水扁的改革，剛好觸動他們那一個民族的民族特權而已，他們標舉的正義，其實剛好是陳水扁所應該提出的社會改造政見，但因為陳水扁政府的客氣與不願造成族群對立，陳水扁的隱而不言，卻成為這一群人「打人喊救人」的藉口！很多民進黨立委高喊不要喊愛台灣數十年，以弭平族群對立。我對這樣的論點，感到悲哀。就是因為民進黨的頭腦不清楚，才讓我們為他們的選舉，費心又擔心。解決目前他們所認為的民族衝突，依他們的邏輯，我覺得他的作法錯誤，我給他一個良心建議，如果我們立法委員選舉，這些綠軍的選票都給泛藍軍，則台灣馬上沒有民族衝突，最好將總統的職位也都給宋楚瑜（注意，是宋楚瑜，不是身上還有鶴佬人血統的連戰），這樣就一定沒有族群衝突。當然，如果能讓泛藍軍戒嚴又專制獨裁，並且白色恐怖。我想裡族群這一個名詞都不會產生，更何況發明族群衝突這一個名詞。各位主張「不要喊愛台灣數十年，以弭平族群對立」很多民進黨立委，你們覺得這樣好嗎？只要你直走，光就在那裡。關於民進黨未來的發展，我的想法是堅持改革，直道而行，光就在哪裡。今天泛綠軍與泛藍軍的對抗，絕不是理想不同而鬥爭，而是高層的權力鬥爭，除非泛綠軍將權力交出，否則鬥爭絕不終止。泛綠軍與泛藍軍的支持者鬥爭，也決不是意識型態鬥爭，而是思維習慣不同的差異而已。叫那些老兵回中國住，他們要嗎？給他們一大筆錢，叫他們去美國移民，他們會不去？不然老立委，號稱很民族主義的胡秋原，死在哪裡？今天支持者的鬥爭，只是友的人很快就習慣政黨輪替，有的人還懷念生命受威脅，生活被當奴才的歲月而已，只要能讓他們習慣民主，習慣總統不一定要叫蔣總統，他們就會「自然而然」習慣了，這就沒事。因此若我對有關國內民主改革進程的看法就是直道而行，反正怎樣對政治人物委曲求全都不可得，乾脆不要委曲求全。既然民眾是慣性動物，那就不需要跟他們說民主的真意，讓他們直接去接受事實就好了。撕裂族群？

以政黨輪替以後的現象來說，陳水扁每一次對部會首長以外的職務進行調整，就會被罵成綠化，就會被罵成任用私人。就以國營企業來說，很多次陳水扁的任命都被稱為是綠化，中鋼、臺鹽、台糖。。等等不一而足，社會上也是這樣去認知。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在政黨輪替之前，這些職務哪一個不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友才有資格擔任？不要說是董事長、總經理，就連單位經理、副理都有這樣的黨籍壓力。但我們對以往不批判，對現況卻以超高標準處理，這難道不是一種矛盾嗎？然而我們仔細去分辨這樣的矛盾，我想我們會說，那已經是一種慣例，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這也就是說，國民黨讓許多不公不義、偏向他們的行為，內化在我們人格特質上，這難道不是很嚴重的問題嗎？

龍應台寫說他小時候，他母親工作多麼辛苦，而他父親，一個鄉下警員，在家裡，坐在椅子上，強迫他被王勃的「滕王閣序」。這樣的景象其實出現在很多外省人朋友的小時候記憶裡。在此，我也講一段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我的父親受過日本中學教育，他對日文的瞭解，遠遠超過中文，雖然他是小學老師。但是我們小時候，父親從不叫我們被那些中國古文，只是在我們小學四年級升五年級的時候，背作文範本。我從來不知道那一本書作者的能力是誰，但是我知道，我的父親要我背。如果背不好，就要被打藤條。我今天寫文章，能夠提筆就寫，運用一些貼心的話表達我的感覺，都要謝謝我爸爸的教導。

長大以後，和一些外省籍朋友聊天，我覺得他們很幸福。因為他的父親若有教他們背書，則那一些文章都是中國經典之作，妙不可言。我一直對此有遺憾。看到龍應台的文章，更掀起我對兒時情景的回憶，以及現在的疑問：為何我的爸爸不叫我背中國經典古文呢？前兩天，看了一些別人回憶兒時文章，那樣的疑問再度浮現。想了一想，我就熱淚盈框。

我的父母那一代，是被犧牲的啞吧。有一次，我在看中譯本的「金色夜叉」，父親告訴我，作者尾崎紅葉的事蹟，也跟我說，「金色夜叉」是在報紙上連載，非常轟動，很多人每天一起來，就是要看他的連載文。甚至有少女去世，遺言是希望他父親將每天的連載文送到他棺材裡。這是我讀書期間，少數和父親有互動密切的機會，但他是課外文章。父親的知識其實很廣，特別是透過日文，他吸收很多知識，但是他都不跟我們講他知道多少。我的父親圖像就是一個很威嚴、很兇的父親。在課本內、在教育中，他並不扮演積極角色，雖然他是一位從事教育四十年的教育家。這麼豐富知識的人，為何對他的小孩教育，在知性方面扮演如此消極的角色呢？我的父親並非不懂中國古文，他是經由日文的教科書教育中，懂得中國古文，但那一套學問，一直不是他的本業，也不是他最熟練的文字，因此他沈默，他不知道當他講的內容與中國的內容不一樣時，他的小孩要如何適從。他也不知道到底他所認知的中文與國民黨的中文有何差異，所以他不說。就這樣，我們兄弟姊妹和我的父母各自被鎖在各自的文化世界中。

我的母親也接受過日文教育，他的思考方式幾乎可以說是先從日文決定內容，再決定如何用鶴佬語講出來。我還記得我們小時候被罵，都不是國罵、省罵，而是日本罵。父母每有事情要溝通，都是經由日語，而非鶴佬語，更不用說是北京話。然而從1960年代後期，國民黨在全力壓制日語、不准日本片進來時，我的母親就再也沒有進過電影院。1970年代以後，國民黨全力在壓制台語時，我母親的娛樂就只有每天六點半到七點半的台語節目。而這一段時間，卻是他煮晚餐、做家事最忙碌的時候。前幾年。我跟他說：「媽媽，我跟學生說，我媽媽懂日文，而且很精專，他們都很羨慕你這一個老師媽！」他很高興的說：「你可以告訴他們，我還可以一邊煮菜，一邊聽戲劇中的日語發音，不用看電視，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可以公然在電視上播放日劇，那已經是1990年的事了，我們的上一代，不是不懂精緻文化，不是不懂如何教育小孩，是被那一個法西斯政權的歧視、敵視制度所壓迫，他們的後半輩子被關在另一個文化世界中，我們的前半輩子的家庭，被鎖在兩個文化的牢籠裡。

我曾經很在意一些有名望的海外華人對台灣發展的一些看法，這樣的在意，讓我有時候也會覺得是不是台灣的路走錯了呢？但是幾經思考，我決定放棄「在意他們想法」的思想陷阱。英雄不是因為他是英雄，而是他做出英雄的舉止。我們要注意的是他的舉止，而不是他的人。

在龍應台尚未回台以前，我很重視龍應台對台灣的論點，因為他的確曾經影響過一些台灣人的想法，也曾對台灣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評論。但是自從他當了台北市文化局長以後，他的一些言行逐漸被看清楚，他的一些論點與立場也逐漸展現，而我對他英雄的圖像也破滅。族群平等聯盟不也是這樣嗎？今天以侯孝賢帶頭所推動的族群平等聯盟，裡面網羅許多名人、學者與作家，希望藉由這一群有名的人的加入，強化大家對這一個族群聯盟的認同，也從這一個認同得出認同他們批判政治人物結論的結果。但是有名不一定每一樣都行，有名不一定都公正。我們可以很欣賞侯孝賢的電影，但並不能由此推論出傑出的電影工作者，在非電影部分的政治、民族議題，也一樣那麼有傑出表現的能力。就算他能，他能公正的評論嗎？以這一個聯盟的另一個成員雷倩來說，他是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也是一個立場極為明顯、清楚的政治人物，320以後，他也參加泛藍軍的總統府前抗議活動。做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他難道不知道320的抗爭含有強烈的民族對抗色彩？當然雷倩可以說他去參加那樣的聚會是以甚麼又甚麼的立場去參加，也可以說他在台灣並非記者，無須一定要信守記者的誓約。但一個人如果可以在同一個時間，隨自己的喜好，轉換一些具有角色衝突的一些身份，這樣的人本來就不應參與所謂的公正議題的聯盟。類似雷倩的情形，在族群聯盟內是可以點名很多人的。另外，就以其他聯盟的成員來說，一大堆在社會上被認定是偏藍軍的人參與，也強烈的對民進黨的許多政策提出族群對抗的「糾正」，而這樣的「糾正」，有的竟然隱隱然將在中國的中國人也視為台灣的民族之一。這種定義不清楚的作風，並不符合這一些名人做事的應該水準，但他們這麼做了。

角色互換檢定平等。我不認為這一些名人的頭腦一定有問題，一些不平等的事情硬說是平等。我試著跳出我的角度去省視，也許從他們的角度看他們，他們的行為是對的。因為他們從來就是這樣認為，中國當然是「我們」的民族；面對叛徒，當然要以飛彈相加；陳水扁政府一些挑動職業對象的政策，當然是針對外省民族進行清算動作。。。，因此陳水扁總統的許多言論與政策，就是在挑動、操弄族群問題。這樣討論下去，將會出現許多很繁複的討論，而且經常沒有結論。我想透過角色互換的方式，討論族群平等引發的爭議。舉例來說，如果大家都用鶴佬話、客家話為國語，請問那些族群平等聯盟的人要不要？如果他們很誠懇（這裡，誠懇很重要，我們不想練哮話）的回答願意，並且在台灣（在此台灣這一個地點很重要，因為很多人到美國講英語，他們很樂意，但是在台灣講鶴佬話、客家話又一大堆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雙重標準的行為法則。）受這樣的處置，則他所談的平等，可能是真的，不然，他講的族群平等的論點，應該接受很嚴格的檢定。從這一個角度去看一些海外所謂傑出華人的一些論點，我們也許就可以很清楚瞭解一些答案。

平等是有客觀行情的。「平等」是一個抽象概念，因此會讓很多人以「每個人的看法不同」，否定他存有的正義，或是否定追求平等正義者的努力。我們認為這樣的想法不對。每一個人主觀上的「平等」不一定一樣，但是社會上有一個共識上的「平等」，他讓很多人在討論社會現象時，有一個客觀評論的基礎。不然西方政治與社會科學就不會把「平等」列為他們努力追求的對象。所謂社會公認客觀上的「平等」意指面對一個社會現象，也許每一個人的看法不同，這是主觀差異，但是在討論過後，都會依據某一個倫理原則，推論出一個大家接受的答案，這一個答案，在這一個文化中，不會違反一般的倫理原則，在相近文化圈中，那樣的評論結論，也會讓沒有參與討論的「別人」，同意那樣的平等、正義結論。所謂「將心比心」就是一種追求平等正義的方式之一，經由這種方式得到的結論，也受到參與「比心者」的倫理規範。在往平等路上奮鬥的台灣民族問題。

目前台灣的民族衝突問題是將原本隱約未現的狀況，浮現出來而已。受壓迫者當中，有人要追求原本屬於他們及他們民族的利益，壓迫者則以各種大義名分的論點，強調現況的合理性，並以此為平等基礎，要求社會繼續遵循、運作。這兩者的衝突，如果有網友仔細觀察，他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現象。要求平等的被壓迫者，他們追求平等的基準，竟然不是由一個他們從內心、或者從另外一個文化中，取得的平等基礎或邏輯去省視現況、討回公道。而是根據壓迫者擬定出來的標準，要求比照同一條件。這種標準由壓迫者訂定的思考方式，應該說是這一被壓迫民族自己的思想家或菁英，怠惰的明證。即令這樣的要求被接受，也成為事實，被壓迫民族其實也在替自己建構一個他們很不妥適的空間，畢竟那樣的「優厚」條件，並非發自己民族的特色，所發展出來。不過，可笑的是，壓迫民族連對他們這麼優厚的競爭條件也達不成。他們並非從他們以往建立的邏輯去回應被壓迫民族的要求，而是創造一個新的標準，讓整個爭議轉化，如果轉化成功，被壓迫民族將依舊安於被壓迫，如果不成，轉為新的衝突，那就再說吧？這種很「疲賴」的作法，顯示這樣的民族已經沒落，將他們的心利用在無謂的爭議中，無法面對事件本身，用心去解決，這將讓這一個民族繼續淪於口水與衝突事件之細微末節上用心而已。

比較中國民族與日本民族面對問題的態度，不就是這樣嗎？我們看他們對不平等條件的民族衝突是多麼的咬牙切齒。對五胡殺漢的憤怒、對五代時期，契丹民族對華北壓榨的生氣、源自於元朝的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的民族差異歧視，對雉髮、滿服的民族壓迫，他們的記意識多麼強烈，這種長遠歷史留下來的仇恨，他書之於課本，強迫人們記憶胡漢間的仇恨，但他卻不去理會，目前閱讀他的教科書的人民中，很多、甚至絕大多數都不是華夏英才的後代，而是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的子孫。別人對他領土的佔領，就是侵略，他對別人領土的佔領，甚至族滅，就是宏才大略。更近的說，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屠殺就是不可原諒，但是中國人自己殺自己、侵佔別人領土就沒有關係？汪精衛就是漢奸、走狗，但國親一些高級黨工、立委往台灣的敵國，中國，跑、獻策修理台灣，就是愛國？再更近的說，國親現在對2004年所提出的一切質疑，與他們過往數十年教給我們的國家運作邏輯、政策走向、是非標準，竟截然不同。令人感到極為生疏。他們可以在過去半年，極力籠絡媒體、軍公教為他們的勝選奮鬥，一旦敗選，這一些以前的同志，現在竟成敵人。半年前，媒體在他們口中是公正的，半年後，媒體竟被稱為是民進黨所控制。泛藍軍面對大選，要求真相，但是對以往在他們執政期間的一些疑案，如林家血案、陳文成案竟不聞不問。恍若沒發生一般。雙重標準的行為。雙重標準與行事風格是我們對泛藍軍文化的批判，很不幸，在文化與政治的光譜上，他又被認為是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並進而等同於外省人行為的一種思維邏輯。對一個強調相同待遇的人來說，他會很難理解為何一個相同的行為，在泛藍軍中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解釋。我們當然也知道每一個人會為自己的利益辯護，也認為他是天經地義的行為，然而那樣的行為，必須顧慮到社會上還有一群人，持有不同的標準在看待，即所謂的社會風評，而那一個標準，至少可以說，連泛藍軍在執政時期，教給我們的倫常標準，就是這樣。依此，我們所不瞭解的是為何那一群泛藍軍在評述相同事情，會出現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場面，而且差的離譜、錯的可笑。更荒謬的是，他可以在同一個時間，以高的道德標準要求我們，以更高的道德標準描述自己行為的偉大，卻表現出很低的道德，卻以為別人都不追究他的矛盾。前述的奇特現象，從連宋兩人的行為風格就知道了，而且擲拾可得。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媒體報導上得到相當多的案例。

民進黨內部，任何一個能選上總統的人，都會被戴上這一個帽子。我認為林義雄先生若站在陳水扁總統的位置，也一樣會被戴上這一個帽子。因為陳水扁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多是在奉行民進黨長久以來的黨綱政策，本質上沒有很大的差別，也沒有更激進。甚至有受到外在壓力退縮，而被許多傳統的支持者強烈批判，不然怎麼會有台灣團結聯盟呢？從這一個角度來說，2008年，若是謝長廷、蘇貞昌當上總統，他們有關民族的政策依舊如此，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更動。

更改台灣不公平的隱性民族歧視是一種被歧視民族的共識。如果我們將前述的狀況再擴大，請問一位具有客家人文化意識的客家人當總統，他會不會推動類似民進黨這樣的政策呢？會的。因為他也要保護他們民族的文化與利益。一些母語教育、民族平等的利益也將是他重視的要點。至於原住民就更不用說了。這些政策在一些偏中國、支持中國意識的人眼中，就是操弄族群。

民進黨會崛起，就是因為他講出很多人心中的話，當他們執政後，再考量各種條件，有可行的空間，卻不執行民進黨的政策，他就無法繼續執政。這是一個政黨必然遇到的問題。有人說假如施明德、許信良他們在2000年當選總統，他們就不會推動陳水扁政策？那種推論就是錯誤。因為他們根本選步上。我們看施明德在立法委員、高雄市長選舉的得票率就知道，那樣的結果證明那時的施明德被選民拋棄。不是選民拋棄施明德，而是施明德已經拋棄原本有理想的施明德，當然選民拋棄不再是他們英雄的施明德。施明德的族群平等就是背離正義，所以被正義放棄。

有人說強勢的民族要謙卑，但是強勢民族卻不一定是多數民族。在台灣，真正強勢民族是外省人，在台灣，最囂張的人，就是這一個強勢民族裡面，最不顧慮民族平等的國民黨權貴子弟。而這一群人卻是這一個社會的少數民族。我也同意，代表本土勢力崛起的力量，其中很多是本省的鶴佬人，這會對客家人產生強大的壓力。但是在台灣的客家人，我想請你們冷靜想一想，國民黨有沒有在替你們的利益著想？在很多時候，客家人也是國民黨政策下的犧牲者，不然客家話也不會被喻為進入加護病房的語言，客家文化也不會流失殆盡。說真的，我也不認為陳水扁總統成立客家電台，客家文化就一定可以起死回生，客家人就需要對他感恩戴德，我覺得陳水扁、民進黨政府做的還不夠。但相對於宋楚瑜、馬英九只在選舉、拉攏選票時，喊一喊口號，說一說客家話，當政時，卻一點都不注意客家文化，只就選舉利益，拉攏客家政治人物而言，民進黨做的就真誠多了。誰說多數民族就一定很霸道！

前述的討論，所談論的對象有鶴佬人與客家人，並沒有涉及外省人。很多人會說，如果是外省人、國民黨繼續執政，就不會出現目前的族群問題。我想不一定。尤其從語言方面來說，更是如此。各位回想看看，這一次總統大選，泛藍軍所訴求的總統候選人特質，並不是陳水扁不會說外省人那一種語言，而是陳水扁不會說流利的英語，那是一種本省人、外省人都不熟悉的語言。相較於以往國民黨在笑本省人，講的土土的、笨笨的國語。我可以說，國民黨權貴的主軸文化，已經從發揚中國文化，走向發揚母國文化，那一個母國就是美國！

許多外國學者對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文化，早就定位為海洋的、城市的統治文化。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定位更絕，說他們是買辦文化。買辦，中國近代名詞，用以形容在交易過程中的中介角色，是進行交易的介紹者，有買空賣空、不切實際的意義。這樣的角色也被引伸為「位居外人與本國人之間，從事外國人、外國文化對本國人、本國文化壓迫得幫凶。」國民黨這樣的文化也延續到台灣。

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的再省思。如果各位用心去分析國民黨的統治結構金字塔，就會發現在國民黨的統治結構中，出現下層中國，上層「台獨」的現象。「台獨」在此意味家人或後代子孫全部在美國，只有自己或老婆孤單單的「在台灣獨立」。各位若是翻開國民黨以往統治高層，在下台、退休後的各種出路，就會呈現這樣的狀況。如果根據這一個角度再深入探討，我們就會發現這一些人的子女或孫子，很多都取得外國國籍。這樣的圖像與他們所編的課本，教導給我們要愛國、熱愛中文化等教喻，根本是南轅北轍，互不相通。我們現在所看到泛藍軍強烈強調他的中國性，那是透過統治者高層的語言，與支持他們的中下層支持者展現的強烈中國意識，所呈現的假象而已。不然你去檢視過去幾年，連宋兩人過年時，是在台灣，還是在台灣以外的地方？為何我們過年是要回鄉祭祖、團聚，但他們不用呢？這就是國民黨的上層文化，一旦沒有牽掛，他的本性就露出來。我們看唐飛，歷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國防部長、行政院長，可以說是出將入相，但一離開公職，就跑到美國去。他絕對不是特例，他的前前任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高魁元也是這樣。俞國華的小孩也不在台灣。說真的，我們還真的需要開一門「國民黨的中國nationalism」，好好討論他們的愛國心！

將前述問題放置在民族（族群）平等聯盟問題，是很有趣味的。這一群外省權貴在位期間，可能對自己所屬的民族，設定較差的生存環境嗎？應該不會。他們設定的條件是從自己的利益、民族、職業、特性等一步步的規劃下來，完成整套捍衛自己利益的法令體系。在這樣的架構下，越接近這一些特質的人，越有機會享有這樣的利益。這種同心圓是，以兩蔣家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我在海國論壇的「總統大選台灣nationalism與公民社會」中曾經提出，在此不多談。我們分析族群平等聯盟那一群人的身份背景，有很多是很接近這樣條件的人，他們會被族群平等的條件所歧視？我想不可能。反而捍衛現行機制，就是捍衛族群不平等！我們仔細分析族群平等這一群人，很多都是那一個利益既得體系的中、外環人馬，他們都是披著公正的外表，卻享有不公正的利益。以當中排名很前面的余範英來說，她就是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的女兒，沒有國民黨的文化與壟斷政策，中國時報會發展那麼好？而沒有那些財大氣粗的文化黨棍，誰養那麼多的文化人，而那一群文化人，若沒有相當的社會關係與背景，搭上外省文人的線，他有機會在文壇上大鳴大放？我想不是沒有機會，是機會很少，這一個「機會很少」是很巧妙安排，就是因為還有機會，所以不能強說歧視。但就因為機會少，所以被歧視民族的人才，就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社交，逐步被納入國民黨的文化圈中。因而當我們在檢視那一份名單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是一群文人在進行文化、社會現象的抗爭，避免政治力過份干預社會內部各團體的自我運作。但仔細分析這一群人的背景，卻有著一條條政治、民族、社會的關係在牽引著。以侯孝賢為例，他是一個很傑出的電影工作者，他不直接涉入政治，應該有很公正的態度。但是他的電影和中影有很密切的關係，在中影的管理階層中，徐立功是很重要的人物之一，徐立功也沒有在政壇發展，但他有一個兄長叫做徐立德，「剛好」是曾任行政院副院長、連戰的左右手。

將前述的關係加上時間因素，我們會發現前一代權貴的子弟，如果有能力且沒有意願回到台灣，他們就會在國外發展，留在國外。就像我們知道俞國華、李國鼎在國內的財經界很有勢力，但是他們的子女都在國外發展。也有的人不想在國外發展，就回到台灣發展，他們也可以循由原本的脈絡得到相當好的照應。例如張鍾潛年紀輕輕就當上國營會的副主任委員，他的父親就是前行政院主計處主計長張導民。前參謀總長賴明湯的兒子也可以搞個捷運局局長當當，然後遇到問題，拍拍屁股走人。當然最有名就是李煥的四個兒女。我們將前述的關係，用來檢定族群平等聯盟的成員，我們就會發現那些文人其實就是前述關係人物，他的社會脈絡關係的一部份。這樣的社會脈絡，又與民族關係息息相關。如果我們將族群聯盟裡面的人，他的發展與人際關係作一個仔細剖析，也常含有出國、外省人、國外學歷與資產、台北社交、投稿審稿等共生關係，他的日常起居、出身學校和國民黨的權貴子弟，脈絡相通。以社會平等的角度，處置很多社會不平等的現象，弄清理路都會砍到民族問題，一旦平等的問題解決，就是權貴子弟特權利益的末路，當然也傷害到這一群文人的社會利益。這就是族群平等聯盟裡的人，要出來的重要原因。

文化人在中國文化中，經常很難有獨立的政治人格。類似族群平等聯盟一樣，文人雅士出來表態某一些事情，並非不可。在西方社會經常出現，即令日本也存在。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日本文壇三巨頭川端康成、安部公房和三島由紀夫就曾聯手簽名，以日本筆會名稱向中國抗議虐待文人。但是在中國文化中，就不不要過份妄想。一代文人郭沫若在中國大陸被笑稱北京四大不要臉，排名第一，可為明證。在台灣，美麗島事件之前的鄉土文學論戰，不是文人間的文學路線討論而已嗎？衝突一激化，國民黨全部抓，站在國民黨對立面的文人，一些本省籍的作家楊青矗、王拓都鋃鐺入獄。與國民黨同一陣線，多被奉居廟堂之上。而這些文人雅士的親朋好友，很多就是這一次族群平等聯盟的中間份子。可笑的是，這一群人在國民黨時代是當權者的文丑，在民主時代竟也不想獨立，要迎回王師，奉安藍軍，重做文丑，這才令人覺得好笑。但更令人生氣的卻是他卻擺出一種清高的樣子，好像他以前就是那麼的獨立、清高，要求別人不可以被扭曲、要求社會族群不應被撕裂。那她們為何不追究美麗島事件的撕裂呢？為何被抓的作家都是本省籍的作家，為何同是偏統派態度的作家，陳映真會被抓回，重新修理？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和南非的國民黨，他們都在進行種族歧視政策，也在推動種族不平等關係的制度。所不同者，南非國民黨是一個長期不可變的種族歧視，台灣的國民黨是一種短期不可變的種族歧視。按國民黨宣稱，他們的高普考錄取比例是按全國各省人口比例推算的，所以在高普考方面讓多數人口的台灣本省人，在服公職方面出現低錄取率的現象是應該被容忍。但他就不說所謂各省人口比例，是因為他路取得這一些高普考人員，最後是要和各地的公職職缺產生求職-就業的對等關係，因此按各省人口比例是合理的。但是國民黨跑到台灣來，他統治的區域、各行政單位能開出去的缺，多只是在台灣這一個地區裡面，當然台灣這一個地區的人口要享有高比例的高普考錄取率。至於由外面移進來的外省人口，按理
1. 應該是按照投考地區的分數，決定他是否考上。
2. 甚至要回到原籍去看他本地開出多少缺，因此他在本籍地區應考人員的排序，決定是否能被錄取。
從第一點結論推導，則既然所有考區多在台灣地區，而外省人要依成績決定是否錄取，本省人也要依成績決定是否錄取，則最後全國的錄取方式將會統一，以高普考成績決定錄取名單。
根據第二點，則外省人幾乎不可能考上高普考，因為他的本籍區，根本開不出缺來。
但是台灣施行的高普考錄取方式，既不是按第二個，對外省人最不利，對本省人最合理的條件。也不是按照第一個，台灣本省人讓出本省人優先錄取的條件，而和由外而到的外省人站在相同條件，一起競爭。他採取是對本省人最不利的狀況，將台灣地區開出來的缺，以全中國各省人口比例去決定錄取率，然後將這一絕大部分的公職缺，讓與絕少部分的外省人，這樣的不公平，長達數十年之久。台灣人若要提高擔任公職的機會，女人可以嫁給外省人，經由這一個管道取得外省省籍，獲得參與公職人員考試的優勢，至於男人就不要想了。

軍隊及其人數也是一個笑話。1953年的中美協防條約，其實就已經讓國民黨的軍隊調動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控制網中，自主性早就出問題。1958年，人家中國只要砲打金門，你台灣就是沒辦法跟他嗆聲。1966年中國核子試爆成功，1971年，中國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前述任何一個時段的結果，都驗證出國民黨要裁軍、要立足台灣，但他就是不要。然後在軍中養一大堆人，透過軍人封閉系統，強化他的黨國教育、外省人的升遷機會。國民黨這樣的作法，既愚民又浪費公帑。

史地教育也是一種笑話。和台灣有關係的地理，佔完全沒有用的中國地理的5％。之所以叫做沒有用是因為那些地理就算學的好，你也不能去中國，否則就是通匪，那是要砍頭的。歷史則是堯舜禹湯，和我們叫有關的近代史，比重非常的低，至於台灣史則少到幾乎可以忽略。這樣的教育，難道不是笑話嗎？國文，一大堆的文章需要註釋才懂，一大堆的文章，他的內容就是和我們生活的台灣，八竿子打不到。那一些文字用語，又是一般人日常都不會用的詞彙。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
這一大堆的笑話難道不是建立在設計者的私心所造成的嗎？而這一個私心，很明顯的偏向外省民族，不利本省民族。

既然民族關係是因為政治的因素產生不平等，當然在弱勢民族取得政權後，會從政治上拿回公道。阿扁只是讓不公平的現象盡量不要延續，並沒有揚言要報復、要修理，他的作法只是讓不公平回到公平。這樣做就是操弄族群？

相信理性，相信自己。有關你說的「馬基維利時刻」，我認為他會讓我們將一些問題納入到機率、風險的思考方式去考量，最後會產生很多的困擾，除非我們用心思去收集、評估各種事件發生的機率及決策勝負的風險，否則我們將很難決定哪一個時刻就是「馬基維利時刻」。既然如此，討論那樣的問題將會陷入繁瑣的哲學思考，反而更難理解。我現在用「理性判斷」、「理性抉擇」去看待討論事項內的每一個個體，然後分析判斷一些結果，並且提出案例討論。我相信做為決策者的人，他也和我一樣有自己的利害關係與趨吉避凶的人性反應。因此我絕不期待決策者是英雄、哲王，更不會把希望放在他身上。當然，我也不是聖人、哲王，我會根據我的利害與資訊，對周遭的事務進行分析判斷，做出對我長期、短期最有力的決策。至於我或統治者的決策，誰會成功？我不知道，我只是在犯錯之後，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機制，可以讓我可以有機會下一次再玩，或者設計一個更好的制度，讓我決策失敗的機率下降、風險減少、損失減少。

很多事情都要嚴厲批判，但是批判後的結果必須考量。根據前述分析方式，你提到的核四、光碟、地方派系引進中央等等問題，都應該要批判，我也都同意。問題在批判完了之後，情況對我們會比較有利，還是不利？我不相信李登輝先生與陳水扁先生是君子、哲王，所以他會選擇續建核四、不強力阻止查抄光碟，引進地方派系等，都是他們趨吉避凶、在考量自己條件下，所做的理性抉擇。在這一個條件下，做為被他們統治的主體，我們，要怎麼從這樣的條件下走出自己的利益，這是重點。以引進地方派系來說，很多人都說不應該這麼做，媒體也這麼說。但我要問，哪一個國家的國會議員，和他們國家的國民、民意是脫離的？如果脫離，就不是民主國家。民主不是選最好的，而是選最有民意基礎的。而國會議員要和民意緊密互動，就要耕耘選區，就要動員各方地方人物幫他做地方關係，這就是他的地方人脈。然而每一個選區內，並不是只有「我」可以選，而是具有資格的人都可以選，所以各地方會產生選舉競賽，這就是民主的好處，因為競賽，讓人民的意見受到重視。如此「我」的地方人脈和別人的地方人脈各有不同，這就產生地方派系。哪一個國家沒有地方派系？沒有地方派系的國家，應該不會是民主國家。與地方派系有關的，就是黑金，這也是許多人對李登輝的指控。但如果有人用心觀察李登輝的立委提名歷史，就會發現李登輝也曾大量提名許多青年才俊，結果大敗。根據理性原則，他當然在下一次選舉的時候，提名一些比較可能選上的候選人。請問你如果站在他的位置上，你的選擇會和他有明顯差異嗎？與這一個問題相關，請問當李登輝提名一些國民黨籍的清流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你的選票是給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呢？另一方面，李登輝提名一些清流，結果大敗，這意味這一群清流本來在地方就沒有耕耘，也就是說在蔣經國時代，蔣經國也沒有提名這一群人。現在假如李登輝堅持再提名這一群人，等於是以競選實力較弱的人和競選實力較強的民進黨、新黨（當時保守勢力反李的主力）相抗衡，結果就不問可知。所以有關黑金方面的問題，有待更進一步的深思。

同樣的理性基礎也可以用於分析陳水扁的核四與光碟事件。有關核四問題，說真的，陳水扁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後來演變成罷免總統事件，對陳水扁政府的壓力很大，陳水扁曾請彭明敏向連戰說項，也請李登輝前總統出面，甚至李前總統在事後不久，也向連戰說，不要馬上就要罷免人家，要讓人家做一段時間，不好再說。我們現在就我們的理性來看這一件事情，我們也反對續建核四，批扁是一定要，但是要批到甚麼狀況就要拿捏。支撐台灣的政權（注意是台灣的政權，不是陳水扁政府的政權），除了台灣人民，還有一個美國政府，而美國政府和大財團的利益是一致的。今天如果美國政府翻臉，台灣全體國民可能會陷入危機中，這可是比建核四還恐怖的事情。在320以後，陳文茜曾說，上一次連戰到美國，已經說好台灣對美國的軍購，泛藍軍不會抵制，用以換取美國的支持。這一次總統大選的327事件，泛藍軍會釀成大禍，就是他所害怕的是美國對陳水扁當選的祝賀詞，而美國官方的祝賀詞則依據台灣中選會的公布當選名單，你看在327之前，政變之說傳之鑿鑿，美國一發佈當選賀詞，宋楚瑜馬上採煞車。我說的這一個過程，你可以參酌。所以當我們的理性和陳水扁的理性，在選擇上出現差異時，此時我們遇到的問題不是批判與否，而是批判到甚麼程度，他所造成的得失評估，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你看在2004年的3月10日以後，最堅持廢核四的林義雄先生終於站上競選車上，替陳水扁拉票，他還說他應該早一點替阿扁助選、拉票。顯然客觀環境讓林義雄先生認為，不應該在堅持廢核四下，讓陳水扁落選，讓民主倒退，並且也讓廢核四的工作不僅不能繼續，甚至也發生倒退結果。

非常光碟事件與之前提到的事情，就沒有複雜難解，我們也看出許多人都大力在批判民進黨，批判這一件事情之所以不會發生之前「廢核四」，「引進地方派系」那樣，在網路上產生分歧意見，就是在理性思考上，找不到可以縱容黑道、台北市政府查抄非常光碟的理由，很多網友的理性選擇，在此，出現一致的答案。另一種講法就是在此批判民進黨，不會出現前述選擇理想或利益的困擾問題。

從總統大選討論「馬基維利時刻」。大選後，連宋一直認為陳水扁選擇一個「馬基維利時刻」，在319做出「不道德的行為」，讓他們落選，所以他們要繼續鬧，質疑、弄垮陳水扁政府的正當性。就這一次的總統的特質來看，對泛綠軍具有「馬基維利時刻」的特性，對連宋也有，但對泛藍軍沒有。因為：
泛綠軍一敗選，泛藍軍及他的特務統治系統就會復活，然後他就會結合另一個更不利台灣發展的中國勢力，讓台灣未來和中國結合在一起。
但是陳水扁當選，不證明他敢公然獨立，就算他這麼做，美國也不一定同意，中國動武的機會很大。陳水扁當選也不敢再來一次白色恐怖。2008年，泛藍軍還有一個馬英九可以出馬，所以對泛藍軍也不是最後一戰。
但是對連宋來說，特別是連戰，卻可能是人生最後當選總統的機會，他當然會出現「馬基維利時刻」你看連宋在320到327之前的動作就是在推動最後一戰的大對決。只是後來美國明確表態支持台灣的選舉結果（不是陳水扁總統，是台灣的選舉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讓宋楚瑜收手，泛藍軍陰謀破局。至此連宋的利益脫勾，宋楚瑜在親民黨內的勢力，並沒有人可以挑戰，他沒有被逼下台的壓力，還可以坐下一任總統候選人的夢，所以他積極佈局親民黨的立委選舉與選後的選票爭取的工作。但是連戰則陷入世代交替危機。

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也是中國文化在政治解組後的行為。串連前述的一些案例，我想有一個很簡單的結論。很多抉擇過程中，藏有很多的考量，也會出現許多不一樣的行為。做為不需負責任的我們，都有這樣的傾向，那政治人物就更強烈。其次，很多的理性抉擇，理論上在法律、制度之前都應該停止，但是我們的社會，對法律與制度缺乏一些強有力的共識，也就造成許多有共識的事情出現沒有共識的行為。我們看泛藍軍在2000年之後的許多行為，就呈現這樣的結果。甚至在同派系內，應該要有共識的事件，出現不同的行為。例如軍公教人員18％的問題、農漁會的問題，乃至在核四、光碟事件等都是。他指出這一個社會已經沒有秩序，必須進行秩序重建的行為。超越法律與制度，很多社會倫理與價值判斷也在頻繁的爭議中出問題，這就是為何辜寬敏會在選後強力批判陳水扁「縱容」、「過份軟弱」的原因。套用我前述的論點，也就是社會讓理性抉擇的選擇空間大到沒有法度與倫理價值限制。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要不是社會上還有一點點民意、社會觀瞻、社會判斷的問題，我想連宋，特別是宋楚瑜早就會出面搞大動作，讓陳水扁政府死的很難看。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若政黨輪替發生在蔣經國死後，你想國民黨那些老軍頭、老黨棍會輕易交出政權嗎？不會，一定會大動作。此時這樣的行為對他們來說是理性的，但他卻不符合社會集體的利益。（在此我們要感謝李登輝的12年民主改革。）假如2000年的國民黨主席是宋楚瑜，你說那一次的罷免總統會輕易罷手嗎？要不是有美國出面強調尊重台灣的制度，對陳水扁致賀詞，請問連宋會罷手嗎？這些顯示在中國文化中，「政權為本論」就是他的基本思維，一旦沒有權力，他就會全面搗蛋，即令讓整個社會垮台，也在所不惜。在2000年以後，如果我們注意泛藍軍的行為，就會發現他們的行徑本來就是那麼霸道，而那些霸道的行為在他們還是當政的時候，他是依附在政權邏輯、架構下在運作，他以國家權力掩護他的蠻橫，然後迫使民進黨妥協。然而在政權喪失之後，泛藍軍或是他的高層，以奪權為職志，至於社會習慣與價值體系就不管了，先取得政權再說。所以我們看到過往的在野黨抗爭，不僅沒有理性，也不恤社會運作。從理性抉擇的角度來說，中國文化就是這樣，國民黨及泛藍軍並沒有背離那一套文化。你注意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後，面對黨內的反彈與反對聲音，就公然喊出要重回「井崗山」，就是如果不從他，他寧可將大家的利益毀了，也不讓別人得到好處。連宋在2000年，特別是2004年的320之後的動作，就是這樣。當然你會說將這一個社會弄垮，大家都沒有好處。不對，連宋他們已經將自己的資產移往別的地方，弄垮這裡，他們的損失有限。這在理性抉擇下也可以得到答案。

至於民進黨怎麼看國民黨、泛藍軍，特別是那一群在台中國人的行為呢？我的觀察也是「政權為本」。許多陳水扁、民進黨政府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中挫與轉向，都可以用「決戰的時刻尚未到來」來解釋。

當我不斷的以「理性抉擇」分析時，也許你會覺得那「馬基維利時刻」在哪裡呢？我覺得那並不是重要的事情，因為一個有理性的人會知道，怎樣奪取自己的利益，並使得他利益極大化。民進黨、國民黨、泛藍軍和我們都這樣。在重視信用的社會中，小事件不太容易引發「馬基維利時刻」的抉擇，因為損失者重，所得者少。在一個不重視信用的社會，根本就不會發生「馬基維利時刻」的問題，因為「不道德」是常態，「道德」反而是非常態。這也就是說在一個中國文化很興盛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馬基維利時刻」的問題，只存在「理性抉擇」的問題。因為人們既然不重視信用，則「馬基維利時刻」的不道德行為就會經常出現，他又何必關心「馬基維利時刻」呢？當陳水扁總統提出要制憲的時候，他本身也知道，這樣做將使他承受很大的壓力，美國人一定瞭解「制憲」的意義在哪裡，也會強力阻止。制憲等於是一個不宣佈「台灣獨立」的「台灣獨立」宣言。但激化他的支持者的熱情，他才有更大勝算的可能，這樣做也許他也會敗選，但是就因為他孤注一擲，以後在歷史上的評價，他就有更高的歷史地位。陳水扁以國家安全為名，推動公民投票也是這個意義，推動這樣的政策等於強化台灣的民主，對中國是一種很強烈的挑釁行為，甚至造成台灣的危機。但是只要有第一次的公民投票，以後假使連宋當選，要以中國統一為名推動兩岸統一政策，民進黨也可以依此公民投票的案例，要求人民有參與的機會，等於替台灣的未來加一個安全的保護膜。現在大選結束了，陳水扁也選上了，制憲從「非堅持不可」的地位，轉而為「以修憲為名，行制憲之實」的動作，這和選前的承諾有相當大的差異，「制憲」可以解釋成獨立動作，但修憲卻不具有這樣的意涵。請問支持陳水扁的人民會因此強烈譴責嗎？不會，因為他們諒解陳水扁的外交壓力。陳水扁以危機創造選票，他是經過精密計算的理性行為，人民的諒解也是理性行為。其中所損失的就是誠信，但誰又在乎呢？我這樣的描述，也可以適用在連宋身上，他們在320以後的各項動作，會強烈呈現暴力邊緣、藍軍強力動員的動作，其實就是在轉移敗選後，追究責任的壓力，讓他們有機會在站在台灣政壇的高峰。有外國學人認為連戰的表現不像他以往所認識的連博士，他的描述是對的，假如是相同，和以往的連戰一樣，那就表示連戰尚未到「馬基維利時刻」。那樣的連戰太不會政治鬥爭了。

希望不要有「馬基維利時刻」出現的社會，才是正常的社會。我們如果冷靜思考從2000年以來的各項藍綠抗爭，我們都會同意兩軍其實經常處在不理性的對抗，這是一個不正常社會的不正常反應。如果要解析形成這樣行為的原因，我想有兩個因素讓這一個社會到現在還沒回到正常社會。一個是中國威脅及國民黨專制統治復活的恐懼，一個是台灣獨立的恐懼。簡言之，就是有很多人害怕現有的生活會受到強烈且不可能回復的效應，所產生的反應。對綠軍來說，他們很清楚，一旦陳水扁敗選，16年的民主改革會成泡影，軍特勢力重回泛藍軍手中，以往的白色恐部的危機會再現，就算有2008年的大選，只要泛藍軍耍狠，開關迎人民解放軍，所有大選的結果都沒有意義。對泛藍軍的下層來說，台灣獨立是他心中無法接受的答案，一旦台灣宣佈獨立，則他將會和他的夢中祖國永別。到底要怎麼解決這樣的難關，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設一個狀況去「想像」。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下面的狀況下，推論事情。

一、 美國強烈保證台灣的安全，中國宣布不以武力或其他方式併吞台灣（這等於默許台灣實質獨立），台灣則對外宣稱不講台灣獨立。
二、 台灣社會全面改造，所有白色恐怖留下來的軍特系統全面退出政府單位，軍公教系統全面中立化。

我們的愛國順序是被灌輸的。從小，我們被灌輸一個概念：國民黨很愛國，而國民黨的高級官員更愛國。甚至從一些既成的概念中，建立起愛國的順序：蔣總統、高級官員、外省國民黨員、外省老兵、外省人、本省國民黨員、本省人等。而從一些我們日常會遇到的外省人表現，我們經常不會懷疑他們的愛國心，連他們都不懷疑了，更不用說對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了。這樣的概念在政黨輪替後，其實變化也不大。也許前述的「國」已經改為國民黨、中華民國、甚至中國的國，相應於此，掌握中華民國政權的民進黨，我們將他歸為台灣。但是前述的愛「國」並沒有改變。我們那樣的想法對不對，實際上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進行檢驗，那也就是說，我們是在一個沒有質疑的過程下，接受前述的概念，並以那樣的概念建構我們對目前政治、政黨人物的「忠誠」與「行為模式」。然而，如果我們說在政黨輪替後，我們重新檢討很多國民黨給我們的錯誤想法，並認為很多概念是被強迫灌輸的，包括「我們都是中國人」，則前述的愛國概念為何不是錯誤概念呢？

高官講的「愛國」必須檢定。當兩蔣是總統、國民黨掌權，台面上的官員換來換去還是那一票人的時候，國家的形象和意念是一樣的，那一些人宣稱要愛國，等於是說國民要為這一個國家犧牲奮鬥，那樣的犧牲奮鬥過程中，越接近政治權力及權力中心的人，他的好處越多。所以我們的愛國就等於對國民黨、國民黨政府的高級關員、兩蔣輸誠輸利，他們當然不會拒絕。他們是否真正愛國，必須從他們不再是高級官員的時刻開始觀察。因為按照前面他們說宣稱的，大家要愛國，則當他們不是高級官員，而是一個國民時，他就不再是「愛國」的輸誠對象，而是站在前述論點的對立面、下風，這樣的狀況下，他依舊要愛國，以行動表示，如此這樣的行為才是一致的。他以往宣稱的愛國，就不是就自己的利益而說出的話，他就是，或可能是，根據一個愛國國民講出去的話。

國民黨的悲哀就是連前述的條件都不足。第一個讓我懷疑我的愛國順序說，不是「蔣宋美齡到美國」，因為我還在國民黨訓練的邏輯、藉口下，相信人民有選擇的自由，因此當「我希望我的小孩過的好，有美麗前途時；我也必須尊重別人的小孩有那樣的權力。」給我衝擊啟示的是高魁元部長在美國。高部長是蔣經國的左右手，當過總政戰部主任委員、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可以說歷任軍方最有實權的重要位置，但是他下台後，就到美國，他兒女家去養老。如果軍方高級將領下台，都離開這一個國家，那他的「愛國論」又是甚麼意義呢？從這裡，我慢慢細思國民黨給我的理由、想法與各方面的思想。從而我發現一些邏輯上的矛盾。

「為何那些高官的小孩可以在美國發展？」
我們可以用「我希望我的小孩過的好，有美麗前途時；我也必須尊重別人的小孩有那樣的權力。」解釋。
但是，
「如果別人的小孩可以有自由的選擇權？」
「他是人，他可以選擇。我是人，我也是可以選擇，為何我就必須愛國，而且某種程度是被強迫愛國，他的小孩就可以選擇？」
如果他愛他的小孩，他的小孩有選擇權。
我愛我的小孩，我的小孩有選擇權。
他可以讓他的小孩當美國人，也就是當中國以外國家的國民，
為何我的小孩就不可以當中國以外國家的國民？
從而當我回憶我從小經常聽到「歸化外國人是不愛國的行為。」
則這一些高官的小孩「歸化外國人」，這些人的行為是「不愛國的行為。」
愛國的人怎麼會教出不愛國的下一代呢？尤其當這一群人教育出來的小孩多不「愛國」，那就不是個別問題了。
我從小聽到的另一個美麗的愛國語言是：移民國外的人都是不能共赴國難，他們都是不愛國的。如果那樣的論點成立。則延續前面的說法。
那一些高官的小孩不愛國，那是他們小孩的問題。當這一群高官臨老退休，或者在政壇失意，然後依親到美國時，他也是移民，當然他們也是「不能共赴國難，他們都是不愛國的。」
一個國家如果連高級官員都不愛國，則這一個國家及其宣傳教育出來的愛國教育，就很有問題了。

然而更令我感到生氣的是，許多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小孩，根本不是「歸化為美國人」，
而是他們一出生，「他的父母就讓他申請為美國人」，這也就是說，
「高級官員的小孩是美國人」，不是他小孩自己的意願，而是這一個高級官員本來就不想愛國，本來就要自己的小孩當外國人。
在這樣的條件下，請問這一群高級官員口中的「愛國」，其實是口是心非。換言之，我們從電視上、國民黨的宣傳機器下所建立的愛國順序，基本上有很強烈的矛盾存在。
若是這一個高級官員的父親，又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那前述的邏輯就更加荒謬了。然而這樣荒謬的現象在台灣卻不是孤例。連戰、宋楚瑜是這一個例子，難道錢復、陳履安、沈君山的小孩不是嗎？再往下推，李慶安等不是嗎？

2000年，政黨輪替後，許多原本掌權的國民黨高級官員紛紛下台。與此同時或稍後，這一群官員竟先後往中國跑，甚至在這之前，其國民黨的老黨員、高級黨工、高級官員、一生吃穿子國民黨，用盡台灣資源的梁肅戎，就已經跑到中國去做和平統一的工作了。

他們愛國嗎？2000年以後，號稱屬於兩蔣或是蔣經國正統傳人的連戰、宋楚瑜紛紛提出有關中華邦聯與一中屋頂的概念，要建立他們自己政黨的兩岸政策。我看他們的說帖，不管怎麼看，都看不出有甚麼和兩蔣的兩岸政策有相同的地方，不管是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還是蔣經國的「漢賊不兩立」，都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我可以很清楚的說，他們所說的愛「國」，所指的「國」，決不是兩蔣心中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這兩個名詞中的「國」，而是他們兩人心中的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在新的領導者、指揮棒下，他們的論點顯然沒有遇到挑戰，至少他們的追隨者並沒有發出異議之聲。甚至原本在兩蔣體制下的獲利者、元老重臣都一樣，孫運璿、馬樹禮、李煥、王昇等等都是，甚至梁肅戎早就偷跑。

難道他們的「國」是那樣定義的嗎？從連戰、宋楚瑜的愛「國」來看，那個「國」顯然介乎中華民國與中國之間。因為他們的一「忠」必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享，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會接受中華民國，所以他們的一「中」絕非中華民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取其一。按照他們對外暗示性的宣稱，應該是偏向中「國」。然而不是這樣。他們的「中」「國」，可以既不考慮台灣這一土地的「中」或「國」的利益，也不需考量這一群人的利益。當美國攻打伊拉克時，連中國都不敢叫，連宋可以縱容他的部屬、追隨者、客卿，強烈抨擊美國作風，修理美國給「中」「國」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邀功，忘記當那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中」華民「國」試射飛彈時，是美國替這一邊，他們現在所居、在2004年準備爭取選票的，「中」華民「國」撐腰（需注意，那時競選副總統的是現在國民黨主席連戰，輔選大將是宋楚瑜），連宋是允許打台灣的「中」「國」給那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近500顆飛彈對準「中」華民「國」台灣時，他們默然不語，甚至阻止這一邊的「中」「國」買武器自衛。這種打海峽這一邊的「中」「國」給海峽那一邊的「中」「國」看的戲碼，貫穿過去四年。難道他們的「國」是那樣定義的嗎？

解讀一個人的說話並不困難，困難的是解讀解讀者所處的社會。當一位大學生轉述大學教授的一段話，卻將原意幾近百分之百的改裝。在那種狀況下，我想我們要譴責的，可能不是這一位大學教授，而是這一位大學生的進入大學的途徑，他是憑甚麼方式考進大學？這是制度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大學生個人問題。我從不認為我們的新聞記者是白癡，他們已經是大學畢業生，會有起碼的水準，這樣的人應該有解讀別人講話內容的起碼能力，況且他們所從事的新聞行業，就是從解讀、報導別人說的話、做的事情。同時，我也從不認為他們的水準只夠提一些白癡問題。他們會問白癡問題，應該是社會制度下的產物。是甚麼樣的環境讓這一群新聞記者裝傻呢？我想這是我們要關心的問題。其次，新聞記者提問這一些白癡問題，若要播出，理論上在電視台裡面，應該還有審閱的單位在處理，是甚麼力量讓這一些審閱單位的主管，也就是資深媒體、記者，會讓那些白癡問題沒有過濾掉，透過電子媒體，出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呢？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是哪一個白癡的主管會錄取那一些白癡的記者呢？這些層層環扣的疑問，給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為同一臺、甚至同一個新聞記者在面對呂副總統的政黨政治對手，宋楚瑜、馬英九時，為何又聰明到會替他們美化、美言，甚至進行高級的新聞包裝呢？從機率來看，我就不相信一家電視台所雇用的記者，會那麼厲害錄取到很白癡的記者，和很聰明的記者，而且很精準的讓呂副總統過去四年，都碰到白癡記者，泛藍軍的領袖新聞，都碰到聰明記者。而且這樣的現象不只一家電視台，而是台灣的媒體界都呈現這樣的現象。這不是很令人納悶的疑問嗎？特別是那一些新聞單位、新聞記者又動不動就說「人民有知的權利」，更讓人生氣！我認為台灣的新聞環境本身應該有很多的問題，是一個要求記者以白癡問題、白癡的理解能力、白癡的報導能力，對某一個特定人物做白癡性的報導，才呈現出台灣這樣白癡的新聞報導水準。環境比個人的因素更重要。

我看了最近呂副總統被嚴厲批判的有關報導資料，其中有一些是正確的，例如台灣目前知道最原始的住民是矮黑人，不是現在我的原住民。另外，對於濫墾山林的人救助，「只去搶救留在山上那些濫砍濫伐的人，不是慈悲！」。呂副總統這些都沒有錯，有錯的是社會大眾的知識與認知，有錯的是大家的主觀判定。很多人覺得呂副總統要怎樣又怎樣，其實也沒有錯，但是當一個人要不斷為正確的事情找一些有的沒有的技巧才能表示，這是不是也意味這一個社會出問題了呢？

講真話、講對話的人不應該被譴責。關於呂副總統所引發的爭議，我想很多支持綠營的人都會為他捏一把冷汗，也會為綠營，譴責他的心直口快。但我要問，追究「二二八事件真兇」的行為是否也是不宜？因為兩者都引發爭議、衝突。如果後者是對的，那麼前者也是正確的。今天我們要譴責的是不正常的社會，而不是講真話的人。現在我們演繹呂副總統所引發的爭議，就會出現社會正義在此間是多麼的微弱無力。

假如現在台灣存有1萬的矮黑人，他們因為原住民出來抗議，也出來抗議原住民以往的不公，要求還原歷史史實，請問各位網友要如何處理？如果我們因為選票考量，站在原住民方面，則公義在哪裡？我們又有何理由要求國民黨對二二八事件道歉，還台灣社會一個公道。如果我們認為1萬的矮黑人是對的，那呂副總統所說的話又錯在哪裡？更深的問題是：社會正義不應該由是否有1萬名矮黑人來決定，而是由真相、我們的良心去決定。

「只去搶救留在山上那些濫砍濫伐的人，不是慈悲！」這句話也很傷人，但是今天有很多守法的人被他們的濫墾而受害，要如何處理？濫墾濫伐的人有人權，而守法的人沒有人權？我想我們設定一個狀況，假如有一個人在不合法的狀況下生產炸藥，結果不小心引爆，使很人無辜的人受傷，在那樣的狀況下，救難隊當然要都救，但是應該將那個不守法的人列為優先搶救的人嗎？如果此時有人指出：「只去搶救違法的人，不是慈悲！」應該被譴責嗎？在長程歷史資料中，大家都知道濫墾濫伐不對，不僅不法，而且對自然、其他人會有傷害。某種程度來說，他們是一種殺人行為，國家在此沒有執行公權力，已經不該，竟然連講公道話都被攻擊，這社會正義要怎麼說呢？

呂副總統是在不對的時空下、處在不正常的社會中、站在不對的位置上、說正確的話。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說，呂副總統講的一些話基本上都沒有錯，有錯的是社會反應，或者更精確的說是經由媒體挑動的社會反應。各位想想，我們不就是站在正義，或者謙虛的說是自認為站在正義，去評判台灣社會發展的是是非非，然後提出各位認為應該要走的路嗎？這也就是說，假如有一個網友在網路上貼出「矮黑人與原住民關係」、「72水災與部分人士濫墾濫伐」的貼文，各位應該會贊同，甚至跟貼文章予以聲援。如果這一篇文章是具名貼在平面的大眾媒體上，而具名者不是政治人物，也許就會有熱心網友會轉貼在本論壇上。假如呂副總統這一段話在數十年前，出自當時的嚴家淦副總統、或者稍後的李登輝副總統，我想媒體也會一片歌功頌德。從這一些角度歸納結論，呂副總統講話會出現那麼大的爭議，政治鬥爭的因素多餘對事情內容的探索。

市場經濟的解釋不夠周全。很多人在分析台灣的媒體運作，他借用的邏輯是西方式的企業競爭，認為企業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奮鬥，因此競爭的媒體市場將帶來多員、公正的資訊。這樣的觀察在過往四年的媒體發展經驗中是被否定的，很多人很納悶為何許多消息報導、評論，特別是政治方面，都出現一面倒向偏藍軍，而對陳水扁、民進黨和偏綠軍有強烈的歧視與不公。這樣的經驗從西方市場經濟來說，只能從聯合壟斷的角度去理解，有關這一方面，南嘉生也曾在本論壇提出。但是這樣的角度從政治的運作來看，有一點突兀且不周全。假如這樣的市場論點是對的，那到底誰是這一個媒體或輿論市場上，聯合壟斷組織的主持人呢？他又憑甚麼有足夠的能力進行跨媒體平台，去操弄各新聞媒體，特別是電子媒體新聞部的高階主管，做出從2000年以來，長期廣泛、深入、相當一致的敵視中央政府、泛綠軍的新聞播報呢？其間各電子媒體的新聞節目，也曾出現各項收視率高低的衝擊問題，他不僅對各電視台老闆的錢有衝擊，也會影響到各新聞台從高階主管、主播到第一線記者的工作問題。然而收視率高低好像對這些人沒有影響。這樣的問題應該要被特別重視。

從黨部運作思考是我們思考台灣媒體問題很欠缺的角度。讓我們審視台灣的媒體自由化前後的人事異動，我們會發現媒體自由化後，很多新的有線電視台中高階主管，都是來自舊媒體生態圈的人才，不僅TVBS及其家族是這樣，連東森、三立、八大，乃至號稱屬於台灣人的電視台，民視，都是這種人才在主控。這也就是說，現在所謂競爭的媒體市場，只是資訊管道不是來自單一、少數的電子媒體，這些「多元的資訊館道」背後的人事運作還是很單一，和媒體自由化前的人事脈絡，關係極為密切。台灣在媒體自由化前的媒體世界是一個很黨國體制的媒體管制環境，不僅主播、記者的語言與省籍會受考量，黨籍更是很重要的因素。在龐大的媒體結構中，很難找到非國民黨、非外省籍的重要人士。假如國民黨對管教育、意識型態的學校都要綿密控制，那麼對意識型態影響更嚴重的電子媒體，怎麼可能輕易的放棄呢？如果密佈全國的學校，國民黨都敢不必其嫌的廣設黨部、小組，則在以往戒嚴時代，面對少數的電視、廣播媒體，怎麼會不設立黨部呢？更何況那些單位的負責人，更是清一色的「自己人」！若媒體是這樣，則媒體的主管就更不用說要是黨國的忠貞支持者了。因而從邏輯上，我們不應該懷疑在媒體自由化前，國民黨在各電子媒體內設立黨部的可能性。

媒體有其自由性，但空間不大。很多人會從自李登輝先生掌政後，許多媒體都在批判李登輝路線的角度，認為國民黨沒有媒體黨部。但是當時是國民黨已逐漸處在權力分裂當中，也許媒體黨部也逐步被反對勢力所控制。有幾個案例可以支持我這樣的猜想。在主流、非主流對抗的時候，非主流很重要的聚會點之一是華航董事長的地方，而華航董事長的任命是要有國民黨、國防部的認可。第二，在國民黨決定凍省時，宋楚瑜還可以和國民黨硬搶台視董事長的職缺，當時的國民黨副主席，準備競選2000年總統的連戰，還大罵台視「每日一宋」。就在凍省時刻，宋楚瑜的文膽、左右手朱宗軻都可以當上華視總經理。這些顯示國民黨內部的勢力假如分裂，則國民黨的媒體就會出現分裂狀態，黨部會脫離主流系統的控制。這當中的原因不明，但是比較2000年前後的各電子媒體的態度，我們只能說在2000年之前，媒體有流派之爭，但是還不敢對國民黨正面開打，這和2000年之後有明顯差異。與這樣的狀況比較，其實在李登輝總統統治下，很多專業黨部都有比蔣經國時代更多的自由，其中電子媒體的自由度應該也有。

媒體自由化是將原本的國民黨媒體黨部勢力的擴大。2000年的總統大選，其實許多媒體勢力在國民黨分裂的狀態下，不敢過份公然挺連或宋，但這在2000年以後，連宋合併對抗民進黨執政後，態度就不一樣了。一般認為是偏向在台中國人勢力進行集結的結果，但這還不夠。誰去集結這一股勢力？誰能夠將這一股勢力掌控長達四年之久呢？光用一個省籍問題可能不夠，所謂的媒體大老出面整合運作，解釋力也不足，另一個可以解釋的，就是原本的媒體黨部運作復活，連宋合作，原本的媒體黨部中，屬於宋楚瑜的人脈可以公然運作，原本屬於國民黨媒體黨部的權力又名正言順的和他們以往對抗的敵人，以相同運作的模式進行。我們看2004年的電子媒體運作方式，其實和以往戒嚴時代並沒有很嚴重的差別。所不同者，在於以往醜化的對象是國外的毛共匪幫，爬不上台面的黨外人士、台獨，現在則是公然向政府批判，報導讓人民悲觀的消息。各位注意看這幾年各台電子媒體報導，敏感人士都指出似乎有一個發稿中心在統籌規劃各項的新聞播報，而且他們很多消息的播報走向又和泛藍軍的政治發展有若合符節的脈動。這樣的風格與戒嚴時代的新聞管制方式極為相同，所差者僅是鬆嚴之別而已。以2004年的總統大選開票為例，整個電子媒體，除公共電視與民視外，幾乎同步對選票灌水，強調泛藍軍會大勝的印象。然而在選前，雙方民調都指出已經是五五波，甚至有的還認為陳水扁會險勝，但是那些媒體為何趕公然灌票呢？讓人不得不懷疑，在台灣整個電子媒體背後，有一個黑手在操作，而且他操做的手法極為細膩熟練，絕非生手。我們強烈懷疑那是國民黨的媒體黨部。只有一個常態運作的老手，才有長期有效的運作台灣龐大的電子媒體，並且讓他的對手苦無對策應付。

我並不熟悉媒體市場，有關更細部的資訊，有賴各類熟知內情的方家指正。

謝謝兩位（反支那媒體與天行者）的回應。
我會討論那一個問題，就是從國民黨統治體系中細思出來的問題。一般都是從企業經營，媒體呈現特徵去形容解嚴後的電子媒體，但是這樣的分析並沒有抓到重點。因為若是「企業經營」、「電子媒體所呈現的結果既然是偏統派形式」，那就交由市場去解決吧！如此，我們的許多批判在此就有點意義。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所謂「交由市場去解決吧！」是根據經濟的問題用經濟的方法處理，但如果不只是經濟的問題，就很難說光用經濟的方法就能夠解決了。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來說，數十年來都經營的很爛，但他卻可以透過壟斷很多公家單位的招考、招標資訊，也可以透過黨務、行政系統，強迫全國各公家單位一定要訂閱的方式，繼續存在數十年。甚至在以前，我還聽說有高中老師要求學生去看中央日報，理由是副刊辦得很好。如果影響電子媒體的力量，不光是經濟因素，就必須把非經濟因素一一揪出來處理，否則光我們在這一邊修理媒體，最後很可能空忙一場。

兩位所提的國民黨體制，只是國民黨對外呈現的組織體系，特別是天行者兄所提（謝謝天行者兄的貼圖，大大的資料收集功力，我萬分佩服。）這樣的組織圖更是感謝。但這樣的資訊還不夠，因為任何一個企業運作都可以有組織圖、人事決定權，我們看東森的組織圖及分析他的人事運作，也可以得到那樣的答案。我覺得應該有兩個角度要注意：黨務小組長體制與我們的媒體評論是否偏誤。
一個是我在前文中，隱約未說的組織，黨務小組長體制，這樣的小組長可以隨時開會，指派黨務上層指派的工作，這種溢出一個企業、組織正常運作以外的組織體系，可以規避很多外在社會指摘的焦點，但他卻是這一個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們這樣的社會及知識份子，在思考很多問題，已經被西方式的學術訓練所影響，我們觀察的重點或變數，都是藉由西方科學討論出來的模型、重點、變數，在觀察社會，一旦出現西方社會科學所沒有的變數，我們就經常會忽略。黨務小組運作這一點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不是企業、也不是民族、族群，卻是一個隱然有力的非正式組織，如果我們這一邊是或曾經是國民黨的小組長，也在公家單位負責主管級的工作，他就會知道這一個組織是國民黨傳遞黨意志的重要管道。尤其黨小組組長具有考核權，可以送交任職單位人事室，那就更恐怖了。我想當國親合之後，這一個體系黨務體系應該很活躍的在運作。反支那媒體兄、天行者兄，如果你們用心重閱有關連勝文與侯佩岑相交事件曝光後，連勝文有一段批判媒體的話，好像是可以透過他的父親修理媒體的意思，我想我們細思再三，就可以隱約猜到目前國民黨與電子媒體的關係了。

有關我們的媒體評論是否偏誤的問題。很多人很用心的在評論媒體產生的問題，但是假如那只是整個媒體運作的細微部分，那樣的評論很可能意義不大。著名的中國記者與反對運動者戴晴曾說：在中國的新聞中，大概只有氣象報告可以相信。我想不一定，在專制社會裡面，很多都是很難說。二十餘年前，一位三台的氣象主播，他分析那幾天的天氣圖，他說：「長江下游晴空萬里，台灣海峽烏雲密佈。」結果下台，不能再播報氣象。連一個氣象的專業描述都可以是政治問題，其他就不用說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決不是我們在枝枝節節上用心，而是對整個電子媒體的生態架構進行反省、批判和檢討。

批判新聞，批判記者，有時候必須和批判資訊傳播權力一起討論，甚至必須和意識型態的凝塑一起討論。很多新聞之所以會被我們批判，並非他是新聞，而是他是一個有影響立、被我們關心的新聞。而這一些被我們關心、批判的新聞，很多是我們覺得那種新聞所犯的錯誤，很多是不可原諒，記者將自己心中的偏見貫徹其間，造成讀者大眾對事實真相的誤解。這些我們認為錯誤的新聞、評論，許多是出自幾個我們很熟悉、甚至叫做「大牌」的記者，例如中國時報的羅如蘭、唐湘龍、聯合報的夏珍等，這些人之所以影響力比我們大的原因，決不是因為他們寫的文章比我們好，而是他們接近、控制大眾媒體。他們報導、評論很多新聞，所引發的閱聽者對象之多、之廣，超越我們所散佈的範圍。這些人經常犯錯，也經常是我們評論的對象。這種「經常犯錯」的現象絕非一般現象，因為一個普通記者有這樣的現象，早就被報社修理、開除了，哪還能活到今天。他們犯的錯誤，就報社本來說來是「沒有犯錯」，所以他們才能存活。也就是說他們的文章，從報社的意識型態來說，「基本上不算錯」，甚至是「正確無誤」。他們在傳遞報社老闆及報社的意識型態，因而要批判他們，更應該仔細討論他們背後，台灣的報社運作，甚至是新聞的生態環境。

一個兼具有政治功能的企業組織、市場，在跨越專制獨裁與民主時代的鴻溝時，本來就應該要經歷一次徹底的檢討、批判和重組。今天很多的報社、電視台，基本上就是兩蔣時代、專制戒嚴體制下的產物所延伸。不管他是公營或民營，他們在戒嚴時代，能夠存活發展的條件，很多都是和當時的政治人物、組織與社會結構形成一種共犯結構，他才能生存。這樣的組織跨越時代，進入了新的時代，民主時代，以後，他們能夠擺脫以往意識型態的限制，表現出一個迥異於以往專制時代的風格、風範與氣息，用民主時代的標準去運作、傳遞新時代的觀念嗎？這種改變、存活的企業，在國外的例子很少。我們說真的不用去期待。然而在台灣，更不幸的是，我們雖然進入民主時代，但是我們的權力架構與以往，雖有很大的改變，卻尚未產生革命性的變動。傳遞舊時代意識型態的報社、電子媒體，依舊有繼續存活的空間，繼續威脅民主社會的運作。所以台灣雖然進入所謂的民主時代，我們依舊被舊體制所牽制，也隨時被舊體制的鬼魅所附身。解決之道，應該是對舊體制進行一次革命性的改革與檢討，迫使他們進行改組，或者要對新時代發展，有具體、深刻的反省與反映。另一條路就是讓舊體制的主幹-政治勢力徹底瓦解，讓這些舊體制企業的共犯結構消失。羅如蘭、唐湘龍和夏珍他們，在台灣目前的媒體世界運作上，只是一種代號而已，類似這樣的人相當的多。我們看台灣的媒體運作方面，一半以上的媒體老闆，都是和舊體制的泛藍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電子媒體新聞部方面，很多老三台的記者、新聞主管，紛紛轉身變成新的第四台新聞部的中高階主管，也將他們在老三台時所接受到的意識型態帶過去。這樣對應的關係，其實是將舊體制進行複製，沒有革命性的差異。透過這一群人報出來的新聞，也和戒嚴時代一樣，唱衰敵人。只是以前的敵人是海峽對岸的中國，唱衰的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家、社會，他就是中國。現在的敵人是台灣的民進黨，因此也就唱衰他的敵人民進黨及民進黨統治下的國家與社會，他就是台灣。

澄社萬言書中的媒體部分，是應該被批判。澄社的萬言書，對今天台灣媒體的發展與執政黨的關係，做了很嚴厲的批判，但也受到「與媒體對抗」的大大，很強力的反批判，一個著眼於道德性，一個著眼於現象的瞭解。澄社的萬言書，從批判的角度來說是對的，從現象的角度是錯的。就澄社的認定，執政的民進黨任用輔選有功的江霞當媒體的經營負責人，基本上是複製國民黨對媒體控制的手法，這當然要批判。假如以往民進黨認為這樣不公，現在民進黨變成執政黨，為何現在要重蹈覆轍，要一錯再錯呢？但是，社會的現象卻是在電子媒體的市場、世界中，國民黨、泛藍軍的控制現象依舊沒有改變，我們所處的媒體資訊世界依舊在戒嚴、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下運作，甚至背後還有一個更難纏的外國勢力—中國在撐腰。此時，社會任何一個一般的組織團體，都無法對抗國民黨黨國體制，這一個巨靈，唯有實力逐漸強大的民進黨有可能與之抗衡，江霞的出線，就是抵抗這樣不公平世界的一種反制動作。這樣的對抗，實際上是以往國民黨-民進黨在政治對抗賽的媒體版。以「媒體民進黨」的實力，目前還相當弱勢，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我們當然知道，從政治道德，或者是高道德標準來說，江霞的出線並不應該，民進黨在此有耍詐的嫌疑。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動作，去對抗「媒體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政治不道德行為，我們很難期待台灣會有一個相對較道德的媒體世界出現。許多的社會科學家、法學家都知道市場運作不一定是完美的，民主也不是沒有缺陷。然而有這樣認知的專家學者，在他們撰寫批判民進黨媒體政策時，竟然為了他們心中的最好，願意讓現在的不好繼續罪惡下去，也不讓他們有相對不罪惡的機會。

台灣的媒體運作呈現強烈的白色恐怖時期的新聞統制色彩，但手法較為精細。媒體的黨國控制絕非國民黨對國內各方面控制的孤例。對於台灣媒體的運作分析，讓我對於國民黨的控制有更深的瞭解，說真的，也有更深的恐懼。有誰能夠告訴我，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已經隨著政黨輪替瓦解了呢？

這是白色恐怖的休息，而非白色恐怖的死亡。著名的社會學家金耀基在「現代人的夢魘」一書中，對於英國女皇與日本天皇的權力運作分析，有一個很精彩的比較。他說英國女皇的權力是一種冬眠、休息狀態，在英國的傳統上，女皇的權力依舊在，只是他不運作而已，一旦他要運作，也不能說他違法。但日本天皇的權力已經被日本憲法所剝奪，他只是名義上的日本統治者，卻不可以行使統治權，因此日本天皇的權力是死亡了。借用這一套模式分析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我們不能說那一種體制已經死亡，他只是由公然改為潛藏，一旦他重握政權，這一種黨國體制就會復活。

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只是冬眠而已。2000年的政黨輪替、2004年的陳水扁總統繼續連任，只是讓國民黨缺乏透過最高政治體系發號司令、運作黨國人事互動的能力罷了。在國民黨的黨產、黨組織依舊存在的條件下，國民黨雖然沒有政權，但是他若是經由黨組織，傳遞黨意志，在現行法令下，他依舊合法，還可以繼續運作。只要有一些組織的領導權還在國民黨黨員或黨組織的控制下，則他依舊可以經由黨組織的運作，貫徹黨的意志。事實上，社會上還有非常多的社會組織的領導者，和國民黨有很深的關係。
台汽民營化時，公會出面抗爭；
兩週84小時工時案，工會出來抗爭；
中小學老師恢復課稅，中小學老師協會出面抗爭；
國營企業民營化，國營企業工會出來抗爭；
鐵路罷工運動；
改革農會信用部，全國農民出來抗爭；
教改紛擾；
。。。
這些在過去四年經常出現的抗爭局面，表面上好像是政府和當事者的對抗，但是深究其間，國民黨運作的鑿痕深刻，全力操弄，因為他們的領導者多是國民黨黨員，甚至是活躍黨員。從法令上來看，政府不能對抗爭者說甚麼話，因為他們有抗爭的權力。也不能對國民黨講甚麼話，因為出面代表的是各種組織的領導單位，彷彿和國民黨一點關係都沒有。即令找出這一群人的黨籍都是國民黨也沒有用，因為人民有參與政黨的基本權力。就算找到證據證明，這一些抗爭活動之前，國民黨都發過公文給他們，那些領導者也開過國民黨的黨小組會議，那也沒有用，因為政黨是合法的政治組織，有權力為人民出來講話。連這一群人公然到泛藍軍的黨部開會，活動其間，泛藍軍公然挺他們都一樣，那些都是合法的行為！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目前依舊深深烙印在這一個社會中，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更動。以往，國民黨掌權的時候，他透過黨組織，壓迫這一些團體聽他指揮，這一些團體的內部剝削，讓這一些團體的領導階層有相當的好處。而這些組織的下層因為被原子化，也就無力對抗國民黨的蠻橫。甚至在相當程度的愚民化教育與宣傳，這一群人反而認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政黨輪替固然讓原有工務部門的最高行政權被輪替掉了，但是其他部門依舊在國民黨的控制下。

就連公務部門也是一種沈默的對抗。其實政黨輪替的工作還在進行，國民黨以往在軍公教部門大力貫徹他們的政黨意識與管理，整個公務部門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鐵衛軍。今天雖然有政黨輪替，但那只是政務官的輪替而已，大部分的公務權力依舊在事務官手中，而事務官絕大多數都是國民黨黨員。只要他們黨性夠，國民黨又要推展他的黨意志，國民黨依舊可以進行干預政治的工作，只是不像以往那麼順利罷了。2000年以來，許多民進黨想要推動的政務，還沒啟動就被國民黨、泛藍軍的立法委員知曉，拿到文件在立法院大事修理行政部門，就是一個明證。乃至在2004年的320以後的抗爭，都傳出有軍人可能出面動作。要不是最後美國出面，逼的泛藍軍的連宋縮手，最後會不會出現軍人政變，都還在未定之天。從前述的狀況分析，我們認為台灣的政黨輪替還沒有完成。更深刻而正確的說法是台灣還沒有走出白色恐怖的陰影中。

國民黨重新掌權就是白色恐怖重回的日子開始。我們試著想像，假如2004年是連宋當選，則整個行政部門，從政務官到事務官都又回到以往國民黨統治的狀況，甚至比李登輝時代還差。所有的行政部門都可以允許黨務小組會議進行，不再像現在必須避人耳目。很多的考核又重新加入對國民黨交付任務的盡心程度，軍公教體系中的黨務系統重新回到與行政人事系統一致，黨務干涉行政人事。在這樣的運作系統下，以往就有，在民進黨執政期間不敢動的全民監視系統就可能在連宋的推動下重新啟動，我們的社會重回白色恐怖社會。至於軍方則又回到黨國一致系統，省籍、黨務、人事運作系統又回歸以往的方式。

避免前述的恐懼，就是讓國民黨在台灣的社會中消失。過去四年，我們對政黨輪替的理解是錯誤的。我們用西方社會的政黨輪替概念來看台灣的政黨輪替，但是我們卻忘記西方的政黨不是列寧式政黨，但國民黨是這樣的政黨；西方的社會不是極權、白色恐怖的社會體制，但台灣是。處在這樣的矛盾下，台灣若要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社會，他要的不是寧靜革命式的政黨輪替，而是西方東歐國家那種翻天覆地大改革的政黨輪替，將原本列寧式政黨-白色恐怖社會的體制連根拔除。但我們知道，台灣外有中國在虎視眈眈，內有泛藍軍在各方面干擾，而且大眾的政治民智未開，那樣的改革風險太大，也不一定會成功。再者，寧靜革命走到現在，雖不滿意，但在步步深化民主的過程中，台灣現在有機會，也很可能經由不流血革命的方式，建立西方式的民主社會。那就是讓國民黨消失。

年底的一張票，決定我們的社會走向。讓國民黨消失並不難。

在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只要將選票投給泛綠軍，使得國民黨大敗，國民黨大分裂。整個黨組織就有可能全部被廢掉，不能運作。

讓泛綠軍過半，推動追繳國民黨黨產活動，迫使國民黨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運作，就會從緊縮他的財政能力，進而緊縮他的政黨運作，使得國民黨組織從萎縮到死亡。

讓泛綠軍過半，使得原本潛藏在政府組之內的泛藍軍死心，從而能夠衷心接受政黨輪替的事實，接受被改造為行政中立的現代化官僚組織。

讓泛綠軍過半，使得原本有機會復活的白色恐怖機制死心，從而消失在我們的社會。

許多人的想法在nationalism之前都會仆倒在地。根據馬克斯精準的社會分析，他相信社會的衝突來自階級，nationalism只是資產階級宣揚出來的假象而已，一旦帝國主義國家的衝突加劇，發生戰爭，號召無產階級團結合作，就有機會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天堂世界。但是這樣的論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證明錯誤。許多原本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在發生戰爭時，比很多人都更nationalism。有關這樣現象的探討，在西方世界有很多文獻，我們不在此申論。我們只想問一句話，這種面對nationalism就仆倒的現象，難道只存在西方國家嗎？顯然不是。在華人世界，更精準的說是漢人世界，那樣的現象很普遍。在漢人移民圈中，與所居地衝突的現象不少，追求民主的人也很多，強調經濟發展，有獨特文化的人也頗難計數，然而會發展成強調獨立的政治文化，台灣是頗值得討論的地區。各位若是注意到政治文化中的民主與獨立的關係，就會發現「獨立」這樣的主張在漢人世界很薄弱，他們所提的許多偉大的政治主張，經常是在中國統一的條件下，在中國施行的一種政策或主張。一旦出現他們的理念與獨立產生衝突取捨時，他們經常會捨去獨立。對自己所處的地方是這樣的態度，對於別人所居的地方，所要強調的主張，當然也會以捨棄獨立做為他們思考的主軸線。許多海外華人會支持民主而譴責台灣獨立，其實不難理解。做為一個想要追求自己幸福的台灣人，實在不需要在台灣前途上，考慮他們的主張。

他們的想法讓中國永遠不會民主。這些傑出的海外華人，面對很多問題，都會在nationalism下自動犧牲。實際上如果他肯仔細思考中國nationalism時，他就會發現，他的想法多麼幼稚。在統獨與民主先後的抉擇，很多人強調先統一再民主。從這一個角度來說，台灣若要獨立，就支持中國打台灣。現在我嘗試用這樣的邏輯去推論一些事情。假如中國有一個地方，廣東，他的省領導者決定推動民主，但是這樣的政策很顯然和北京的政策不一樣。因此廣東若要推動民主，他可以走的路是：
1. 先統一中國，再推動民主。
2. 一方面推動民主，一方面和中國對抗。
3. 宣佈獨立。

兩蔣是第一條路，早期的李登輝是第二條路，民進黨是第三條路。第一條路等於沒有民主，也是不施行民主的藉口。第二條路會出現一個問題，因為沒有獨立，所以一旦北京要派兵南下，就會引發衝突，但廣東並沒有獨立，這樣的南北戰爭其實就是內戰，內政問題。請問廣東能不能不引進外國勢力，獨立對抗北京？台灣例子證明不可能。第三條路就是民進黨的路，也是那一群人期期以為不可的路線。根據前述分析，我們可以說在這一群文人設定的標準下，台灣幾乎沒有出路。面對這樣的「沒有出路」，他們也提不出解決方案，只能一味的要求台灣犧牲。他們呢？一個個擁有外國國籍、居留權，有事情，屁股拍拍就走。他們的意見是一個沒有負責任的說法。以龍應台為例，他的文章也曾提到在六四前夕，他帶著他擁有外國國籍的兒女，匆匆忙忙的趕赴機場，飛離中國，避免被捲進這一場血腥的鬥爭。六四過後到現在，他又為六四民運人士講了多少話呢？我們只看到他和北京在眉來眼去，在互相唱和，六四之後的龍應台，比之西方一個人權主義者來說，更加不如。死傷悲慘的是龍應台所謂的自己人、中國人，但真正位這一場不公不義的屠殺，做出最沈默的抗議者，卻是和中國關係不大的西方人權者。這一群所謂的民主人士，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無產階級支持者一樣，嘴巴講一大堆理論，一旦產生問題，紛紛向nationalism仆倒。我們不用期待，在這一群人手中，我們看得到民主的果實在所謂的神州大陸開花結果。

中國對台灣的態度，一如希特勒對德國以外的領土一般。中國宣稱他們擁有對台灣的主權，並且和許多國家簽訂邦交約時，都要重述這一個關係。這種領土意識對西方人來說，其實不陌生。中國的外交態度讓我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強調同種族的人應該和組成一個國家，以營取更大的利益與榮耀。所謂華人圈、中華經濟圈不就是這樣的意識產生的東西嗎？根據這樣的論點，希特勒要求將奧國、捷克的蘇台德區合併，實際上並沒有錯，當時的風潮就是這樣。從神聖羅馬帝國的傳統延續下來，希特勒的主張並沒有錯。這一個主張也可以闊而大之，將荷蘭、西班牙與義大利北部一些區域併入，甚至將中南美洲也納入，因為這些都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份，或是這一部份延伸的領土。至於希特勒攻打波蘭也是應該的，因為波蘭的一大堆土地就在二十幾年前，還是德國領土的一部份呢！我舉這一大堆例子，只是要說當一個國家要擴張他的領土時，很多的藉口都可以找。同血統、華人圈都是很落後的藉口。

中國比希特勒更沒有資格談大華人主義。對一個多民族、多血統國家，強調血統的一致性本身就是錯誤，反而希特勒的論點比之華人世界更有成立的可能，他所統治的國家至少在血緣上單純很多。以前面的例子來說，龍應台的小孩憑甚麼說是華人血統？如果有人在此突然又強調母系血統也算，那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說是四海一家了。許多東南亞的華人也和當地的馬來人混血得很厲害，那如何和中國北方的所謂中國人有相同血統呢？中國新疆的維族又如何和台灣的高山族有血統關係？至於華人圈，這個「華」就很有意思。至少新加坡人絕不承認他是中華民族的一支，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這一個「華」怎麼成立呢？新加坡都這樣了，那其他東南亞的所謂華僑就更有問題了。如果我們硬要從漢人血統去轉譯、附會，那中國統治下的非漢人，就可以振振有詞的要脫離中國。面對這樣的矛盾，有很多所謂的華人世界的民主人士，其實是避而不談。他們的「避而不談」不僅反應他們的鴕鳥心態，也反應他們的帝國主義想法。所有現象的解釋都以自己的利益去任意扭曲，這樣的扭曲目的在增加他心中的領土，他的想法是帝國主義，他的作法是帝國主義的實踐。

台灣是東亞的奧地利。在東亞華人的帝國主義想法裡面，台灣應該也一定要是中華領土的一部份，因此台灣獨立是不可容忍。假如台灣在國際外交上，被國際列強所出賣，讓中國併吞台灣，一如德國併吞奧國一樣。那麼，散佈許多漢人的東南亞不也可能在相類似的藉口下被併吞嗎？

我無意誇張台灣的地位，我只是想說，許多海外民主「華」人，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支持者。而很不幸的，他們的帝國主義，卻是以我們的利益做為犧牲對象。

我覺得呂副總統與高山族之間的辯解問題，到此應該告一個段落。因為就整個台灣發展的局勢來說，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地方在於理解陳水扁政府、族群（或民族）與媒體的關係。很多人都說陳水扁總統操弄族群，而且言之鑿鑿。但是從這一次的呂秀蓮事件來說，一個不是民族的問題卻演變成民族衝突，可見真正操弄民族問題的是媒體，而媒體背後的黑手是泛藍軍。這和我們觀察族群平等聯盟的本質，所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將族群爭議的本質呈現，竟是藍綠對抗！他是政治問題，不是民族問題。而從族群平等聯盟的領導者、核心幹部轉而為台灣民主學校的核心幹部，就可以看出那也是藍綠對抗的一部份，絕非第三勢力。

台灣的政治鬥爭是一個包山包海的政黨垂死前的掙扎，他對社會的衝擊，極有可能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假如那麼多的爭議都是政治問題，都是藍綠對抗，那我們要如何自處呢？如果讓呂秀蓮事件回歸真相，那和族群問題無關。如果讓族群平等聯盟的問題具體呈現，也是政治利益問題，無涉及族群平等。為何一個政黨鬥爭，可以變形數種不同的組織型態，然後發動抗爭，抗爭的利益卻又和政治的利益一致呢？

我們追繹共產黨、國民黨的政黨組織風格，就會發現我們對國民黨本質的認知出問題。一個民主國家的政黨，他的黨員當然也分佈在社會各階層、各組織，但是他們領導組織的風格是以該組織的利益為首要考量，自己的政黨身份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在該組織的地位是根據他對該組織的貢獻，而不是他的政黨身份。然而在列寧式共產黨的政黨型態中，他的黨員在各組織的地位，是從他對該政黨的忠誠度在計算，忠誠度夠，就會透過政黨權力、運作讓他在該組織中有領導地位。所以忠於政黨高於忠於組織。這樣的風格差異反映在2000年的各項社會爭議中，就會出現許多的社會爭議，表面上是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組織的衝突，這在西方社會是經常看見。然而實際上卻是政黨透過他的黨內運作體系，要求他的黨員以其在各社會組織的領導權力，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抗爭，以癱瘓他的對手政黨。這也就是我們在台灣，為何看到的社會衝突，最後都可以歸結為政治衝突的原因。

我們的文化風格，會讓我們的社會改造很慢、很困難。前述的國民黨-國民黨黨員領導-社會組織的關係，短期內很難改造。我們的文化中，對於爭出頭、辨是非的要求不高，慣性又強，除非該組織的領導者做到天怒人怨，否則下台的機會不高。這也就是說，只要這一個組織存在，要更換領導者的機率不高，從而被國民黨隱身操弄的情形將會層出不窮。然而國民黨的操弄是不合理的。一方面他使得該組織做不是該組織應該做的事情，讓該組織的資源浪費、且社會組織的運作因為政黨操弄而難以獨立自主、明辨是非。另一方面非政治資源被不合理的挪移為政治資源，扭曲社會在選舉時，政治運作、投票所呈現出來的徵向，誤導民意的表示。

「族群平等聯盟」要的就是殖民體制的族群狀況。「族群平等聯盟」反對撕裂族群，並不能推論出假如陳水扁不碰觸民族間的利益、制度問題，他們就滿意。然而以「族群平等聯盟」掌權的那一大群人來說，他們並沒有批判、反省兩蔣時代的民族問題，也是兩蔣時代的獲益人之一。同時他又反對陳水扁撕裂民族。將這兩種現象放置在邏輯推論下，我們可以推測，他們要的民族平等關係，應該是介乎兩蔣時代與陳水扁時代中間的某一個現象。用最嚴的標準來說，就釘在陳水扁總統上台之前的民族關係，有其相對合理性。雖然我相信他們內心也不同意，因為那一群人也是嚴厲批判、反動李登輝前總統的人，但以鬆緊的標準來看，也許這樣是最不會被挑毛病的一種。李前總統統治下的台灣，基本上還是維持著國民黨式的殖民體制，他並沒有全部清除。教育、文化、國防、外交，乃至軍公教體系等，都是以少數外省人的利益為懸念的機制。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地理，簡單的說，中國式的思維主宰一切！這種以國家內部，少數民族的文化、歷史、地理為主軸，且在公務體系中，強烈浮現對某一少數民族偏好的機制，可以稱為殖民體制。這也就是說李登輝前總統所批判的國民黨殖民體制在他下台之前，並沒有改造完畢。

假如陳水扁上台，對「族群平等聯盟」所關心的民族關係、利益分配方面都不去動，那麼我們就生活在中國勢力全面籠罩的環境中，這是台灣一個相對較少民族的文化、歷史與地理，而這樣的體制在建立之初，並沒有經過人民同意。由於國民黨體制是一個全面控制社會的列寧式政黨體系，因而國民黨在台灣建立的體制是一個列寧式政黨的殖民體制。這一個體制若延續下去，那等於說陳水扁政府的人，除了黨籍是民進黨員以外，其他的作風，都一定要是國民黨行為，否則就會觸及到破壞體制的問題，並進而被衍生成撕裂民族。在這樣機制下的民主，就是國民的選擇需以國民黨的體制、利益為依歸，假若人民有意見，要更改現有體制的某一部份，就呈現很有趣的現象。若這時的民意是國民黨要的，他是舊體制的延續，也就是不撕裂民族。如果民意是要陳水扁的方式，就是偏離國民黨體制，他呈現的就是現在的狀況，也就是撕裂民族，是「族群平等聯盟」要批判的對象。此時民主是：國民黨是主，我們是民。將此現象代入台灣的政黨輪替，就是舊的「國民黨」下台，新的「國民黨」上台，所有政策率由舊章。所有選舉、民主最後還是：國民黨是主，我們是民。

就算率由舊章也是不對的。精彩的故事還沒結束，按照「族群平等聯盟」選前批判的案例來看，連政治人物攻擊中國都算是撕裂民族，這樣的民族認定標準是比兩蔣範圍還廣，把共產黨也當作國內人民在看待。依此邏輯往下推，陳水扁施政怎樣才能不是撕裂民族，決不是率由舊章，而是要請示「族群平等聯盟」，只有他們說了算這就是在人民選出來的總統上面，還有一個黨中央，「族群平等聯盟」，在管。從而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所發生的漢字拼音問題，到底要依循國民黨以往制訂的「通用拼音法」比較好？還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語拼音法」比較好呢？因為依照國民黨的體制都不一定正確，所以偏台派要堅持、延續國民黨體制的「通用拼音法」也不能說是正確。而按他們的邏輯，台灣這樣做，會和中國不一樣，是一種撕裂民族的行為，所以是台灣不對，由此推論要施行「漢語拼音法」才是對的，這樣才不會撕裂民族。

「台灣是中國自古以來，神聖而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許多中國人對台灣這一塊土地、甚至包括這一群人所有權的最重要宣示，中國用以阻止台灣人追求自己幸福與快樂最有利的論點。實際上國民黨以往也用各種方式在宣揚這樣的理念，只是「顯棄其身，陰用其法」而已。我認為他不只是一種政治宣示，也是一種文化與民族的信仰圖騰。海峽兩岸的中國政權不斷找尋以往台灣與中國的各項關連性，用以證明兩岸統一的必然性。對於這樣的論點，以往我是強烈相信，後來變成強烈駁斥。現在只是覺得好笑。如果祖宗的發展可以決定我們現在的選擇，那麼歷史就是死亡！從祖先就是對的邏輯，那麼第一個引發改變的人，就是背叛他的祖先，就是錯誤，其後的人除非返回最原先的狀態，否則就是背叛。而且就算他返回最先狀態，他也背叛他上一代的現象，他也是一種錯誤。而上一代假如是錯誤的，那麼就算我們跟上一代一樣，也是錯誤的。這也就是說只要在這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改變，以後的都是錯誤的。那麼，相信這一套文明的國民黨、共產黨自然就是錯誤的政黨。

我不相信這一套文明，就是因為我不相信歷史是死亡的。在中國文明裡面，「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很重要的訓示，因為整個中國文明幾乎都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種回歸古時文明的文化，讓這一群人對自己現在的發展、文明的進展，產生強烈的懷疑、失望。如果每一個人都要將現在轉換回過去，那麼過去的樣子是甚麼呢？中國文明並沒有清楚交代，也就是說他們的「堯天舜日」是一個各自想像的世界，並沒有統一的觀點，這樣的理想世界怎麼會是民族共同的夢呢？就算有，請問當人們的行為回歸上古時，那些歷經歲月發展出來的物質文明要怎麼處理呢？那些物質文明可不是上古社會組織所能夠生產出來的。再者，已經演化成現今社會的一些體制，包括利益既得分子的利益，要不要重新來過呢？這些都顯示要「回歸上古」的民族大夢，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個體如果能回到那樣的「風俗純樸社會」的想像而已，他既不涉及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更不用說涉及更廣深的社會重返工程。因而那樣的歷史想像是不可能實現的。將這樣的想像納入歷史脈絡，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演進將是不管客觀的社會怎麼演進，風俗、民心就是不會變，這樣才能達成理想。如此人的行為與客觀的物質基礎及發展這些物質基礎的社會結構是相互獨立，互不影響。這是背離我們對歷史發展的認知。即使這樣違反常理的歷史演進成立，那麼中國人又怎麼處理統治者三十六宮、七十二院的社會現實呢？放棄處理這樣的問題，就等於無法實踐理想。要處理這樣的問題，就必須承認歷史發展有很多根本不是純想像就能成立。類似這樣的問題實在太多了，證明任何偉大的想像最後還是想像，不是事實。然而這樣的想像竟能持續數千年，成為民族的大謊言，就必須仰賴一套不必實踐的做事態度在支撐，也就是說歸說，做歸做的文明。

中國文明的動力就是偶像，偶像的文明動力消失，整個文化的動力就消失。今天泛藍軍會走向滅亡，就是他們的偶像沒有發展文明的動力。五十年、一百年後，如果有人想要研究中國文化為何在台灣會逐漸消失他的影響力。我替這樣的現象所下的結論是：他們偶像的文明動力早就死亡了。我們看泛藍軍的英雄，郝伯村、宋楚瑜和馬英九，哪一個想要在台灣落地生根，甚至肩負起中國文明發展的動力，除了權力與利益，他們的心早就飛到美國去了，哪有心經營台灣？所以他們據以和泛綠軍對抗的文明動力是強力的引自中國勢力，而非在台灣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能獨立對抗泛綠軍的文化思維，他們的影響力自然逐漸下降。我們看到宋楚瑜、馬英九經常、不斷的和中國眉來眼去，這並不是他們本來就要這樣，而是沒有中國做為後盾，他們根本無力對抗泛綠軍。他們的苟延殘喘，證明中國文明在台灣的末日。我這樣的論斷會被人認為武斷，因為我們很難從政治人物的心屬美國，就說泛藍軍的文明末日到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文明恰好是這樣，中國文明是以偶像、權威崇拜發展出來，不怎麼發展文化，就無法建構他們的集權中央的政治體制相映的人心變化，而這樣人心就形成全體制中只有一個自變數，那就是他們的政治領袖，其他的人都是因變數。一旦自變數決定方向，所有因變數就會根據這一個指令進行調整。各位看看國民黨逃到台灣的發展方式，他們的自變數，蔣宋家族自始就不想在台灣生根，所以那一群人就不想留在台灣發展。蔣宋家族在美國留有後路，那一群人早也跟著在美國留有後路。表面上他們拼命宣示要反攻大陸，但是一旦離職，那一個不學宋美齡到美國依親、養老？相信他們話的那一些外省同胞，很多都是整個國民黨政權的外圍份子，他們很少有發展文化的能力，就算自己或後代有機會走向這一條路，那一個人不是鼓勵他們自己或後代留在美國，不要回來。你看啞弦、羅蘭不是這樣？你看眷村中不是有很多人的子女在美國不歸？

前一陣子立法院在討論有關修憲體制下的新立法院立法委員人數問題時，向來富有清譽、社會聲望極高的前民進黨黨主席林義雄先生強烈堅持立法委員人數減半，他認為這個是這一屆立法委員在上次選舉前，三黨重要的政黨立法委員幹部簽署的同意書，政治人物說的話就必須要守信用。本版的網友很多人很不以為然，因為根據目前立法院各黨委員比例分析，推論修憲草案，我們確知在立委減半的提案下，泛綠軍想要在下下屆取得立委過半席次的機會不高，一個偉大的改革理想，徒留朝小野大的現象，讓台灣的政治又回到惡鬥的狀況。有人因此對林義雄先生提出強烈的抨擊。這一點讓我感觸很深。

知識份子面對政治的感受是甚麼呢？林義雄先生的堅持被很多人認為是理想主義者的堅持，某種程度上應該屬於研究室、課堂上的思辯內容，他能否成為政治主張嗎？這是一個很大的爭議，但會有這樣的爭議正顯示我們這一個社會是一個病態社會，而這樣的爭議會出現在高品質的網路政治論壇上，證明網路知識份子並沒有用他們冷靜的腦去思考問題。林義雄的堅持，簡單的說，就是「誠實」。堅持「誠實」而有爭議，就是這一個社會是一個不誠實的社會。國會人數減半的爭議不在林義雄的堅持，而在三黨，特別是民進黨黨團幹部，在簽署時，就應該想清楚的問題，而不是簽署完，好處也享受快完了，當別人要求兌現時才找一大堆理由搪塞。做為知識份子，我們當然知道根據那一份簽署書，民進黨在下下屆選舉時，將會承受很大的壓力，尤其修憲的主導權目前掌握在現在立院人數較多的泛藍軍手中，他們擬定的減半條款是必然偏向泛藍軍有利的方向，然而我們應該隨著現實政治環境而讓我們的政治主張巧動、不清、甚至權謀嗎？我們，做為知識份子、做為人，我們當然有權力調整我們的主張，然而如果我們權謀、巧動，那不是辜負社會大眾對知識份子的印象與期待嗎？

知識份子不需是君子，但知識份子的專業主張必須是君子，「君子可欺之以方」！「知識」是客觀存在，依某一個「真理」客觀的在運作著。根據這一個特性，一個人既然被稱為知識份子，就必須具有展現「知識」這一個特性的特質。他不是知識的操縱者，他有知識，也是知識那種「真理」特性展現的主體。透過知識份子去展現知識的真理性。在這樣的基礎下，當知識份子要提出、更動一個主張，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才是對的，而不是這樣做有利的。「對的」含有對客觀事實認知所展現的「服從真理」，也含有道德性的認知。但他不一定是「有利的」，「有利」可以是「對的」，但決不是「一定就是對的」。這種對「對的」堅持與否，就如孟子所謂的「義利之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因為這樣的堅持，讓外界若要去探知某一件事情在「對與錯」的爭議選擇時，他們會知道當他們選擇知識份子的主張，他應該會是「對的」，但不一定是有利的。與之對立、不是知識份子的主張，他可能「有利」重於「對的」。如此知識份子就如同君子被「欺之以方」，然而就是知識份子的堅持、「雖千萬人我獨往矣」的作風，才能感動世人，喚起社會良知，讓整個社會「風俗淳」。

道德的「對的」，將和世間的真理一般，「在長期，他總是對的」！功利主義者曾用很多心力要討論道德的「對的」與「利」之間的相互關係。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已經將義與利做相當程度的結合。在此我想要說，我不知道在短期，強調「義」是否是有利的，但是在長期，他應該是「對的」就是「有利的」，否則這樣的「義」（對的）就有問題。

知識份子從知識推演出來的主張，就是「對的」。「知識」在西方文化的定義就是正確的、客觀的principle，所以經由這樣的principle推演的主張就應該是對的。如果這樣的主張是錯的，並不是知識錯了，而是推演的知識本身就不是最principle，他被另一個更principle的原則所取代。同時客觀條件也會影響到principle的實踐性。然而從知識的原形來說，「知識」還是對的。由此也推演出「因為是真的，所以是對的」的論點。至此「真」與「善」是一致的。

知識份子面對現實時，應該也是知識良心要接受考驗。在網路論壇寫、看文章，也用心觀察台灣政情變化後，我覺得我們應該堅持知識份子的知識良心進行論證比較重要。我從兩個角度來說明這一個論點。首先，如果上帝就是真理，則上帝不能背離真理，否則他就不是真理，也就不是上帝。從這一個角度，我們今天的論證會被人接受，很多的可能性是有利，而不一定是對的。但我們的論證經常被接受，就因為我們談的經常是政壇走向的核心路線，而在我們這種有自由論證的環境下，他就反應我們所論證的文章反應的不只是現在有利，而且是經常有利。這就不能從短期的權謀去看，而應該要從「真」的方式去理解。

其次，所有巧妙的論證都會被放在「真理」的角度上被檢視。人們短期可能被欺騙，但不會被長期欺騙。有人長期會被欺騙，但不會所有人在長期都被欺騙。每一個政治事件出現，都有人會依照自己的利益去解釋，就單一案件來看，他是能力的比賽，能力強的人就有辦法贏得勝利。然而一旦時間拉長，論辯的案件、內容增多，我們就會發現僅僅憑藉巧妙的論證是不夠的，因為隨著事實變化，除非論證是依據真理，否則許多論證最後會出現破綻，變成自我矛盾。真理是最好的雄辯家。

我的說法一定會被人認為書生之見，過份理想主義。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網路論壇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空間，在虛擬空間議政，還要強烈的配合實際現象，背離理想，那麼理想對我們就沒有意義。

知識份子從知識發展出來的論證，如果不能從現實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與確認，那樣的知識可能必須被檢討，他不是principle，那樣的社會也可能已經脫離常軌，必須反省。

知識份子若是背離知識，以政治人物的態度、作風、利益去看待政治現象，那他就不再是知識份子，而是政治「參與者」。他也同時放棄知識份子的天職與本分。

知識份子經由知識發展的主張，在長期終將成為一套重要思潮。我們所企盼的，不應該是馬上而有效的全民景從，而是那一套逐漸匯成的重要思潮，具有引領社會走向真理、正確的路。假如我們的論點在很短時間之內就被接受、實踐，那證明我們以往的懶惰，看不到真正的問題所在，讓他久年沈坷到最近才被發現。

知識份子必須和現實的政治維持某種程度的距離與緊張，他才能免除現實政治的強烈干預，認清他觀察現象背後的principle與走向。

知識份子是和知識為伍，不是和政治為伍。知識份子根據知識，對政治及政治人物冰冷而嚴苛的批判與糾正，這才是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也只有這種唐。吉訶德的精神，才能免於世俗的妥協與媚俗，說出在中、長期應該的走向，而隨著時間演變，這些以往中長期的論點逐步被證實後，知識份子的社會信譽與名望才能為社會肯定。這樣的肯定既有能力方面的意義，又有道德方面的尊崇。也只有這樣的社會力量，才能引領社會走向知識份子認定的「對的」社會。

回到現實的沈思。做為綠軍的支持者，我曾經認為2000年是最重要的一戰，如果阿扁勝利，一些復僻的力量就會煙消雲散。想不到2004年這一仗不比2000年好打，而其驚險處又有過之。各位相信2008年的綠軍與馬英九之戰不會很激烈嗎？然後，2012年就沒有戲唱了嗎？難道關心政治的我們要將自己寶貴的歲月花費在此冗長的綠藍、統獨之爭嗎？若讓我們仔細去比較綠藍之間的許多差異，我們會發現綠藍之間的纏鬥根本就是不正常社會往正常社會發展的糾正過程。會纏鬥那麼久，就是知識份子拋棄知識份子應有的本職，造成的結果。以蘇盈貴所謂的大法官關說問題。這種問題若是發生在有知識份子良心、有制度國家，第一步就是有關說的法官公開道歉、迴避，如果沒有，即使是電話留言，但不涉及關說，則司法院主動出面控告蘇盈貴誹謗。法學界出面聲援，所有法學會開除蘇盈貴會籍，社會輿論一定會出現這樣的論述，一個以往信用有問題的人，他現在又運用不正當的方式指控司法，因為手法不正當，所以他提供的證據，就算是真的，也不是證據，因為證據不只是客觀事實，還有提供證據過程的正當性、道德性。前述整個過程都涉及到讀過書的人，甚至稱為高級知識份子，面對問題時應有的雞婆與態度。知識份子沒有這樣的絕決態度，自然會讓整個社會不斷權謀，權謀會在各種不同力量下權謀的妥協，而妥協經常並不是讓我們接近目標，而是以一種更曲折的路在走。各位泛綠軍的支持者、知識份子，如果2008年我們以往泛綠軍的英雄脫黨競選總統，做為網路知識份子，綠軍的支持者、我們要怎樣自我調整？如果產生那樣的狀況，會對我們內心有強烈衝擊，我想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拋棄知識份子的工作太久了。

知識份子不是要促成政治人物的目標達成，也不是要促成自己的政治目標達成，而是要促成一個政治理想在社會上被肯定與實踐，然後經由這樣的肯定與實踐，轉化成選票，變成一股政治勢力，壓迫、引導這一個社會的政治菁英，必須往我們指引的方向發展才可以。

社會公正相當程度是建立在過去的信用上。台灣這一個社會是否是一個公正社會，其實不是靠一個人、一群人講的話，而是靠很多人以往的經驗、意識型態建構的基礎。所以法律專家就應該比一般人多懂法律，也會以法律專長處理與之專業有關的事務。同理，文化、經濟專家也應該要以他們的專業講出他們專業的看法與作法。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們講他們專業的話，會比一般人更受人注意。在本務以外，他們當然可以關心，然而他們的關心與他們的專業是有關的。也就是專業的風度與智識，不僅在本業方面有表現，非本業部分也應該有起碼的水準。就是有這樣的共識與行情，所以大家就從這一個角度去建立他們對某一專業、階層的信用度一樣。沒有過去這樣的信用，別人為何要相信你在某一方面比別人瞭解的深刻，比別人更權威呢？

專家不知道他們的講話份量。台灣有很多偏綠軍的專家、學者並不強調他們專家、學者的重要性，面對重要事情，他們並沒有以他們專業的身份與立場，對問題發出他們專業的講法。因為既然有人支持泛綠軍，對某一些事情又產生政治方面的爭議，自然有人希望從泛綠軍的眼光去看這一件事情。我不敢說他們講話一定很公正，畢竟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處在「前提不同，推論路徑也不相同，當然結論也會大相逕庭。」然而，即令如此，很多人也會相信從綠軍看出來的事情事理，應該能符合某一些人的心理邏輯，並由此增加他們說服自己、說服朋友的力量。這會不會形成「偏見」呢？會！也不會！然而如果他們的論點不具有某種程度的公正性，自然有很多人會相信。如果要以更公正的角度去看，我想這一些專家也可以提出在大家都接受的公眾程序上，應該要有的基本馬步。從前一個論點，會出現相互激辯，從後面一個角度，基本蹲馬步將會讓很多事情從基本共識條件下認清某一個事情，應該從哪一個角度去看，而且是一般人的角度、邏輯就可以理解了。後面的推論到底會怎麼樣，我想每一個人不一定會一樣，然而就是依照相同的邏輯推演，讓社會人士自己透過自己的想法去認知，所以就更能讓這混亂的社會有理性對話的空間。我認為從後面這一個角度去推演出前面那一個論點，比較重要。然而就算不是，至少泛綠軍的專家應該出來講一些專家的話。然而很多偏綠軍在此卻失守了。

專家講不是專家的話，更令人感到可惡。泛綠軍的專家表現令人失望，泛藍軍的專家表現令人震驚。因為那一群介入政治的專家，很多都不是在講專業的話，而是講不合邏輯的話。專家講不是專家的話，我們可以歸因於他們不是政治專家，只是關心政治而已。然而他們講不合邏輯的話就令人驚訝。畢竟專家講不合邏輯的話，那不只是證明他不是這一方面的專家，而是連他自己的專業素養都讓人家看不起。今天很多泛藍軍的專家，他們的表現就是這樣。舉例來說，由泛藍軍掌控的真調會合不合憲、合不合法？我想受過基本法律訓練的人應該都能輕易瞭解。但是泛藍軍就是硬要讓他過關，還有很多有的、沒有的專家出來講這樣的真調會應該成立。等到他成立，請施啟揚出主主任，他一句真調會中有一些法條有問題，那麼很多泛藍軍立委就趕忙說要修法。這也等於說泛綠軍之前指控的真調會違法是真的，而說他應該依真調會條例成立的專家、學者，不就自毀名器嗎？立法院長說：「惡法亦法」，而且這一個惡法還是剛不久才過關的法律，請問院長你在制法過程中，有沒有善盡合憲、合理、合法的把門工作呢？「惡法亦法」是一種低層次的人講的話，也是非制訂法律、非法律專家講的飾詞，想不到竟出自一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的領導者口中。

專家不講專家的語言，那就只好讓社會混亂。當一個國家的專家，紛紛忘記、背離自己的本業，不講一些應該是專家要出面講的話，或不是專家講的話時，專家亂搞，當然會讓這一個社會無所適從。台灣的亂象就是從這一邊出來。我們當然可以藉由文化霸權的角度去分析那一些專家的人脈、財脈，從而提出出現這樣現象的理由在哪裡？我也相信「不擋別人財路」、「顧全自己社會關係」是聰明的作法。然而就是大家都很聰明，所以任令利益既得份子、強悍份子可以不顧社會公義，蠻橫捍衛他們不當利益。就是這樣的人主宰許多非他應該主宰的資源，才讓社會資源多被部公正的人控制，台灣也就成為一個不是公正的社會。說到底，就是大家太聰明，才讓大家生活在不是聰明的人控制的社會，而是強者、霸者控制的社會。社會會混亂，不是沒有原因的。

公民社會的重點是公民，不是社會。再由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公民社會文化，他強調的不是社會，而是公民。因為是公民比較重要，所以所有社會的發展要以公民的利益為首要考慮。甚麼是公民利益，決不是我認為的公民，也不是你認為的公民，而是每一個活生生個人的生活感受。如果他們覺得投降比較好，那他們就投降。如果他們覺得反抗較重要，他們就反抗。其中並沒有高於公民利益的更高指導原則去左右他們的決定。

中國文化最怕的就是公民文化。中國文化很強烈的特徵就是相信有一個高於個人的價值要左右個人的選擇。在傳統中國文化強調的就是王朝、帝王與家族利益，近代中國文化發展，他們強調的就是國家、民族。其實這兩者都一樣，想要以超乎個人的思想、機制，而且是現存的、含有其個體利益的組織去決定個人的抉擇。這種思想弱一點、客氣一點的說法就是提醒每一個人，「不可以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大眾的痛苦之上」、「整體有利，個人也有利」、「不要問國家替你做了甚麼？要問你替國家做了甚麼」、「個人生命有限，國家民族長存」。強一點的說法就是不相信個人有能力替自己做最佳的選擇，必須要有別人的指導、強烈的限制條件，整體社會才會更好。就是不相信個人，所以個人在此就等於是人格發展不完整的個體，這樣的個體，自然就不具有獨立人格，也就可以在許多外在考量下，包括「為你好」、「替你打算」等等的藉口下，干預個人的選擇與前途。至於這樣的個體到底多麼的不完全，則經常由外在的因素所決定，當事者無力也不能決定。當外力很強，則個人很弱；外力弱，個人的力量就很強。問題在許多有干預力的人都不想放棄這樣的力量，使得整個文化必須放置在「不相信自己能力」的邏輯與文化下，才能讓出機會讓有能力的人有機可乘。所謂「我們的母親」、「我們父親」，其實就是變相將自己決策的權力，無形中自我削權。有這樣的文化，就算再有怎樣的獨立人格、個性，也發展不起來。

從總體利益觀念發展出來的文化發展不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個很個人主義的文化。他是從相信個人有能力為自己的利益做最佳選擇的角度著手，既然個人能力很強，那麼整個社會要做的事情就是讓這一群很強的人在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規矩下運作。這種規矩是由許多的公民去決定，和外在總體力量去決定規則不一樣。然而中國文化卻是從總體的利益去看個人，也從總體的角度去規範個人。在這樣規範過程中，規矩怎麼定就涉及規範者對規範對象各種行為的看法。這個規範者當然可以用偏個人主義的角度去規範，然而他還不是公民社會的規範法，因為最終權力是臥在規範者手中，不是公民。而這已經是從總體看個人的最佳狀態了，如果從正常合理的角度來看，不釋放權力才是常態。舉例來說，當我們對自己的小孩不斷的耳提面命的時候，那就是一種規範者對被規範者的行為干預。我不敢說他一定錯。然而對自己的小孩，我們心存好意，也可能最後將權力交給他，即令如此，我們還是看到許多強有力的人，在他無行為能力之前，仍不願意放手。對與自己無關的人呢？我想那個困難度會很大。中國文化就是那種以總體看個體的文化，並且高度釋放出人與人之間不可信賴的經驗與教條。「逢人只說三分話」、「留一手」等等相關文化語言，到處充斥。他怎麼可能容忍個人主義在中國文化中，有長足發展的空間呢？甚至以統治者的文化教導他的子民，要以指導者的身份去指導別人。這是一種變相的帝國主義想法，這樣的人很不容易接受別人的看法，這樣的文化很容易發展成帝國主義文化，這樣的國家很容易走向帝國主義，這樣的人民很容易喊殺喊打，當他強大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中國不是這樣嗎？

不要在錯誤的文化中想像正確的文明生活。孫中山提出的許多建國理想與規劃，成為十九世紀中國人對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最美麗的想像。但只是想像。因為孫中山建國的方向就是要從總體的角度去建構他想像的理想社會。然而，就是總體不可信賴，連孫中山本人也一樣，所以孫中山在生的時候，並沒有在他掌權的時候，推動民主、自由與平等的政治理想，他只是叫別人要這麼做。他的繼承人在他的體制、思想與文化薰陶下，當然也是從總體去建構一個孫中山式的想像。所以國民黨掌權時代都不推動民主，他們的民主都是在「終將成立」的口號中不實施，要求在他們過世後再推動。為什麼他們不推動，文化本身的缺陷告訴我們，中國沒有公民社會的文化因子。中國的悲劇來自文化，一個錯誤的文化怎麼可能發展正確的文明呢？
PS：其實在孫中山的想法中，是否存在「公民社會」這樣的概念，是很值得探討的。

被切割的理想。受過中國式或國民黨教育的人都會有一種不太正確的思考方式，那就是他們可以為了目前的某一個目標，然後放棄其他相關目標。例如現在要獨立，就可以放棄民主，要「反攻大陸」，就可以容忍現在的獨裁。在這樣的思考下，國民黨可以一方面宣揚三民主義的民主、平等與科學，一方面大搞獨裁、專制與恐怖統治。一方面強調他雍容大度，一方面小動作不斷。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們在許多生活、思想方面的問題，不思考很清楚的話，我們是不是經常處在政治人物或某一些人物的玩弄中呢？受過國民黨三民主義思想教育數十年後，我才突然發現，既然三民主義那麼好，請問在孫中山生前，他有沒有實施呢？這一個問題很重要。如果事實真的如他在政治宣傳上那麼好，那麼將這樣好的政策推動，就「事實勝於雄辯」，國民黨早就應該可以以他們的理想統一中國了？請問他們有沒有實施呢？沒有。換言之，他在畫餅充飢。這種講一套，做一套的行為，竟然可以在台灣橫行那麼久，那麼在我們接受的文化中，一定有很多問題，我們並沒有覺查到。

中國文化的實踐性應該很有問題。蔣中正從中國逃到台灣來以後，經常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當時很難理解他講話的內容，不是不懂王陽明哲學，而是不懂為何他會總結日本強大的原因和王陽明的理論有關，又為何他強調王陽明的說法很重要，難道真的是陽明哲學讓日本強大嗎？現在反省，的確，中國文化當中的「說」很多，但「做」很少。這種「知道」與「實踐」的差距太大，造成那些「說」的，就充滿虛構性。反省蔣中正在台灣所強調的「實踐三民主義」不也是口號一堆，根本沒有做嗎？乃至蔣中正口頭上奉為精神導師的孫中山，也是透過口號治國，一大堆口號的結晶品就是他的「中山全書」，但實際上他一點都沒有做。我講不出為何中國文化會有這樣的特性，但我相信經由中國文化訓練出來的政治人物、文化人物，他們講的話最好不要太相信。

目標與實踐之間的關係是甚麼呢？政治人物的胡言亂語尚且可以找一大堆理由去圓謊，一般人呢？討論中國文化中，理想與實踐關係的這樣問題應該是很重要。我們會發現在台灣呈現的問題也和前述一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講法也許已經改變了，但是所謂實踐三民主義的論點依舊喊得很凶，支持總理、總裁的論點依舊高聲喊出。不過假如實踐泛藍軍、國民黨論點就是投降，這等於背叛兩蔣，但是泛藍軍的支持者卻覺查不出其中的差異，真是很奇怪。同樣，許多支持泛綠軍的人以道德、民主在譴責連宋，替自己支持的民進黨、台聯講話，現在立委選完，陳水扁總統喊出要和親民黨合作，許多支持泛綠軍的人現在都替陳水扁的政策在辯護，所謂「空轉」、「給台灣一個機會」等等論點都出來，如果現在這樣的論點成立，那麼以前譴責宋楚瑜得那些道德論述不就是一堆空話了嗎？政治人物、媒體人這樣做尚且不宜，奇怪的是不需負深重社會壓力，強調相對叫重視道德意識、台灣意識的人卻也跟著政治、媒體起舞，這才是令人單心的行為。人們為了現實利益進行妥協，那麼理想就在妥協中逐漸被放棄，由這樣的過程反觀活動、革命、行動之前的訴求，不就是一連串的謊話和笑話嗎？難怪很多人對政治熱情人士嗤之以鼻。